珠穆朗玛峰是哪个国家的(喜马拉雅山和珠穆朗玛峰是哪个国家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一个崭新的国家面临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在外交领域就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与领国的领土边界问题。1960年前后，中国与尼泊尔的边界问题异常突出，因为这事关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额主权归属。

尼泊尔方面对此态度强硬，然而毛主席却看得非常透彻，他的一席话化解了尼泊尔方面的顾虑，中尼边界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在此期间发生的大事件，中国人首登珠峰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中国相邻的陆地邻国和海上邻国有二十多个，其中陆地邻国12个，陆地边界线全长2.2万公里，而且中国与绝大多数国家的边界并没有划定，对于这一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

新中国一开始便制定了正确的方针策略，那就是只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其他方式，周恩来曾指出：“中国同十二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但不能超越现状。”

1956年2月14日，尼泊尔首相阿查理雅在宣布打算与中国解决西藏与尼泊尔关系问题的同时，也称要与中国就划界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但尼泊尔国内的反对派态度强硬，更有其背后的印度人从中作梗。中尼两国边界就守着一条传统习惯线，基本上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山脉中段而行。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中尼开始进行边界谈判。对于中尼边界谈判，中方一直体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早在1957年1月，周恩来在访问尼泊尔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和尼泊尔是由伟大的喜马拉雅山以将近一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这一片广大地区的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尼泊尔和印度国内的媒体舆论却开始转向边界会谈上的，重要问题珠穆朗玛峰的归属上。尼泊尔方面称其为萨加玛塔峰，意为“高达天庭的山峰”。它是中国藏族和尼泊尔人心中的神山。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成为中尼边界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其重要程度直接引起两国政府高层的关注。

印度媒体宣扬珠穆朗玛峰不属于中国，居然拿出登顶珠峰一事做起文章。此前印方一再叫嚣珠穆朗玛峰根本不属于中国，中国人没有攀登的权力，而即使登也根本登不上去。那个年代登顶珠峰，几乎都是从尼泊尔一侧的南面出发，而位于中国境内的北面地势更为严峻，登山难度极大。

在当时，世界分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双方在方方面面进行了对抗，而登顶珠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大阵营的“较量”。1957年11月，苏联向中国提议组建一支中苏联合登山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以此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

苏联人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倡议有几个原因，其一，新中国的登山运动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们对中国运动员的水平有所了解，也有信心；其二，别看苏联国土辽阔，境内的高山其实并不多，最高的山峰也只有不到7500米，自然没法和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中国相比。

对此，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在当时主管国家体委工作的贺龙元帅的推动下，最终同意了苏联的请求。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共同制定出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概括起来就是“三步走”：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实现登顶。之后又进行了分工，比如登山装备、高山食品这些中国当时还不能生产的东西，全都由苏联人负责；中方则要承担把全部人员和物资从北京运到珠峰山脚下的运输工作。

正当中国登山运动员踌躇满志，加紧训练时，中苏关系渐渐走向转折，苏联人出尔反尔，中断对中国的支援，并退出攀登珠峰的计划。贺龙元帅表态，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峰！他问中国登山队是否有把握成功，队长史占春表示，人员和技术方面的困难可以克服，唯一的问题是，中国当时缺少用于攀登8000米以上高山的相关装备。

对这个难题，贺龙元帅给出了答案：列好预算，请国家划拔外汇，去国外买了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就带着翻译前往瑞士采购。最终，他们购买了近6吨重的登山装备，通过体委请中国民航协助，专门包了一架苏联的伊尔飞机，将这些装备安全运回了国。1960年3月19日，经过选拔的中国珠穆朗玛登山队抵达珠峰脚下的大本营。

3月24日，在位于珠峰脚下的大本营里，中国登山队制定了征服珠峰的详细计划。他们结合国内外攀登高峰的探险经验，决定在正式突击顶峰之前，先进行3次适应性行军，其实就是进行3次试登。这么做有几个好处，首先，能让队员们逐渐适应这里的高山环境；

其次，能在试登的过程中，在不同海拔高度上建立起一个个高山营地，并将一些物资运送和存放到这些营地中，这样当真正发起登顶行动的时候，队员就可以轻装上阵节省体力，沿途获取需要的补给。头两次适应性行军很顺利，在离开海拔5120米的珠峰大本营后，登山队员们很轻松地就抵达了海拔6400米和海拔7007米的两个高度。

不仅成功建立了营地，存放了包括电台在内的部分物资，队员们还在攀登的过程中整修了道路，刨出台阶、拉好绳索、挂上金属梯子，为后续的冲顶开辟了道路。但在这期间，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因為严重的缺氧反应，牺牲在了6400米营地。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队员开始了第三次行军。5天后的下午6点，登山队抵达了海拔7600米的高度。又过了两天，他们前进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后来更是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还在那里建立起了最后的突击营地，距离8844米的峰顶已经相当近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天气突变，再加上严重的高原反应，整个队伍损失惨重：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而且回去后，全队上下竟有34人出现了严重的冻伤，有些伤情严重的队员，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不得不被送往日喀则治疗。一时间，登山队的士气跌入了低谷。

就在登山队员们沮丧焦急的时候，他们接到周恩来总理从北京下达的指示，要求队员们重新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登顶珠峰！此时的中国正在与尼泊尔进行边境问题的谈判，双方对于珠峰的归属权存在争议。1953年，已经有尼泊尔人登顶珠峰了。如果我们上不去，在谈判中就会很被动。就在这个时候，好消息传来了。经过气象观测，工作人员得出结论：在5月下旬的前几天，珠峰地区将会出现今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只能等到来年了。

5月13日，登山队召开了全体大会，重新挑选了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之前承担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藏族队员贡布，他们负责最后的冲顶任务。另外，包括屈银华等10个人承担运输物资的重任，负责把冲顶所需的物资安全运抵海拔8500米的高度。5月17日9点半，在隆重的誓师大会之后，突击组和运输组的队员们踏上了冲击顶峰的征程。经过几天艰苦而又快速的行军，6天后的下午两点，许竞带着他的突击队安全抵达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

当天晚上，10名运输队员也带着大批的氧气、摄影机等装备赶到了。更让人欣慰的是，队员们得到了大本营发来的消息，第二天是个好天气，非常适合冲击顶峰，这让队员们欣喜若狂。可是他们没想到，意外还是发生了。5月24日早上，突击组组长许竞刚刚走出帐篷，就一头栽倒在地，之前他负责在前方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大了。队员们把许竞扶进帐篷里休息。谁能递补进突击组，配合大家完成冲顶任务呢？

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队员们决定，改由突击组的王富洲接任组长，之前表现出色的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组组员。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里氧气极为稀薄，所以在人员名单确定之后，4名冲顶的队员立刻出发，对珠峰峰顶发起冲击。

两个小时以后，他们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被称作“第二台阶”的一个陡壁的下方。所谓的第二台阶约有20米高，下部极为陡峭，只能勉强找到着力点，关键的难点在最上面的4米处，这一段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要想上去势比登天。刘连满申请离职，他多次对这段岩壁发起冲击，4次尝试，依然没能上去。

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最终想出了搭人梯的主意。他主动蹲下，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往上攀登。屈银华先为此甚至脱掉了登山靴，只穿着一双薄毛袜站在队友肩上打钢锥，然后再向上攀爬。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双脚脚趾和脚后跟都被严重冻伤。当天下午5点，4个人终于站在了第二台阶的顶部。

可这个刘连满再也支持不住了，担当人梯的工作消耗掉了他太多的体力，他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无奈之下，剩下的3人只好找了一个避风的角落，把他安置在那里，又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瓶留下一瓶，准备回程的时候再来接他。之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继续前进。

此时已经是5月24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了，由于时差的影响，珠峰顶上还有一点光亮。当时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的海拔，短短的100米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走了近9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20分，3人才最终抵达了珠峰的最高处，此时距离他们从营地出发，已经过去了19个小时，3个人没有补充过一点食物，体力也已经到达了极限。3个人按照预定的计划执行最终的任务，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三人一起踏上了归途。

离开顶峰时，王富洲他们一共剩下20多升氧气。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3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后，就扔掉了空瓶。当他们返回海拔8700米高度的时候，看到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之前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3个人，此时激动得抱头痛哭。

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然强忍着疲惫，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就在头一天夜里，刘连满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下去，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信是这么写的：“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后，他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

在此之后，他们继续踏上归途。直到5月30日，所有参与这次登顶行动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了海拔5120米的珠峰大本营，从北坡冲顶珠峰的行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在北京和拉萨等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中国人登顶了珠穆朗玛峰，这则消息引爆了国外的媒体和舆论，此前叫嚣的印度和尼泊尔方面也哑口无言，甚至跳脚到污蔑我们的登山没有影像资料。但事实胜于雄辩，尼泊尔此前经历的国内政治动乱，新上任的领导人急切想稳定局势，与中国签订边界条约，这次的中国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意义更加重大。

1960年3月11-24日，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应邀访华，拉开了中尼两国之间边界谈判的序幕。在访华之前，柯伊拉腊访问了缅甸，目的在于“使自己了解缅甸领导人的经验和想法”。因为缅甸于不久前刚刚与新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解决了边界问题，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柯伊拉腊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就边界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磋商，同时他对中国的访问在尼泊尔国内也起到一种安抚人心的作用。3月12-15日，中尼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进行了三次会谈，在3月12日的首次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解决中尼边界问题的三个原则：第一，以传统习惯线和双方实际管辖为基础，肯定现状；第二，对个别争议，作个别调整；第三，可先签订一个边界协定，更好地保证两国友好，以后再签订一个边界条约。

这三个原则是此次中尼边界会谈的基础与指导思想，之后在中尼签订的边界协定中得到充分阐释与体现。值得一提的是，3月18号当天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还拜访了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他当面谈及了这次中尼边界问题以及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柯伊拉腊表示“珠峰的归属，还有一个问题，是感情的问题。我们叫做萨迦-玛塔，西方叫做额菲尔士，你们叫做珠穆朗玛。”主席则回复“可以解决，一半一半。山南边归你们，山北边归我们。”

随后主席又强调“这个山峰可以改个名字。不叫额菲尔士，那是西方人起的名。既不要叫什么萨迦-玛塔，也不要叫什么珠穆朗玛，就叫做‘中尼友谊峰’”。谈话的结尾，主席说道：“我们要得到你们的友谊，你们也要得到我们的友谊，这是问题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是不是？”

主席对此释放了极大的善意，加之我国登顶队后续成功完成了登顶珠峰的壮举，尼泊尔方面也不再继续强求，双方最终以“边界线通过顶峰”来进行最后界定，峰北属于中国，峰南属于尼泊尔。至此，在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亲自磋商之下，“珠峰”问题圆满解决。1961年10月5日，刘少奇主席与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代表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

参考资料：北京广播电视报《59年前，中国人首次征服珠峰壮举》

穆阿妮、王群燕《中尼边界谈判进程的历史考察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