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新六中(衡水新六中地址)

“高考梦工厂”里的高三学生们在复习备考（赵鹏摄/本刊）

最近，河北衡水中学到浙江办分校一事，再一次引起社会对衡水等超级中学的关注。“高考梦工厂”、“应试牛校”……以衡水、毛坦厂、黄冈中学为代表的超级中学凭着这些光环在全国各地知晓率不断攀升，全国各地的家长慕名而来，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进去。

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可举办超级中学，对普通高中的规模、招生、办学方式等都有明确规定，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却漠视相关规定，在违规办学的路上越走越远。

“贴牌加盟”把教育产业化

衡水中学（下称“衡中”），本是一所具有66年历史的公办普通高中，因连续17年在河北省高考排名第一成为“教育神话”。2013年，该校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投资9亿余元，建设民办性质的衡水第一中学。

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对外说是两所性质不同的中学，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目前在华南理工大学就读的衡中2016届毕业生小华（化名）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衡水中学和衡水一中就是“衡中”的两个校区，他甚至不知道两个学校一个是公办、一个是民办的。他高一时在衡水中学老校区学习，高二高三就搬到衡水一中新校区学习。

衡水一中以民办的名义，通过与地方政府、民间资本三方合作的形式，三年里在全国8个省区建了18所分校。

据调查，这些分校都贴了“衡水”牌子，成了“连锁店”，自然需要向母校交纳“加盟费”。母校除了输出品牌，还输出管理模式和少量师资。以衡水一中平湖分校为例，生均收费为每学年3.5万元。按照该校在校生3000至5000人规模的规划，每年学费收入超亿元。

曾红极一时的黄冈中学近年来也没有停止其品牌输出的步伐。黄冈中学（下称“黄中”）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吴学安介绍，目前“黄中”在各地的分校有4所，其中在广东惠州、广州的两家民办学校，分别和一家民营企业合作，其“加盟”模式与“衡中”如出一辙。

据知情人透露，在建校初期，“黄中”派了校长、骨干带头人或部分退休老师过去，有时是分校派人过来学习，有时是母校过去“诊断”，教育资源共享，这两所学校每年向黄中交纳一定金额的“冠名费”。

新修改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章第六条规定，“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和基本教育教学设施，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的管理义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本刊记者了解到，这种走“名校办民校”模式扩张的超级中学并不鲜见。各地超级中学不同程度存在公、民不分，依靠公办学校的品牌和资源，却按民办学校的标准高收费，形成一条教育产业链。

比如广州广雅中学以“公有民办”的办学模式创办民办性质的初中——广雅实验学校和白云广雅实验学校；华中师大一附中已在湖北、北京、新疆、海南开办了6所分校；辽宁老牌重点中学东北育才学校目前开办的分校超过10个。

违规招生破坏教育生态

教育部2012年发布的《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强学校基本建设规划的意见》明确指出，“合理规划学校的服务半径和办学规模，普通高中原则上不超过3000人。”

此前在2002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公办高中不得招收复读生。2007年8月，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7年招生任务中部片区座谈会”上强调，从2008年起，全国所有公办普通高中禁止办复读班，禁止招收高三复读生。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也都下文，明确了这一政策。

然而，一些超级中学以民办分校名义不断扩大招生，包括大规模招收复读生，办学规模甚至达到数万人。

地处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中学与衡水中学齐名。这所超级中学由省级示范高中“毛中”、民办学校金安高级中学和补习学校三所学校组成，在校生超2万人，其中“毛中”就有7000多名复读生。

“衡中”也是如此。小华说，他在校期间，每个年级被分为2个学部，有10个实验班和20个普通班，每班人数70～80人。现在，一个年级扩大到4个学部，算上复读生，“衡中”的在校生已达数万人。

“衡中”从本地和外地选拔各校“尖子生”，包罗了全省大部分优质生源。考取华南理工大学的2016届“衡中”毕业生小英（化名）毕业于当地数一数二的初中衡水六中，初中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毕业于衡水九中的小华，成绩位居年级前列。

曾考取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位“衡中”毕业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9年前，他从沧州下面县级市的一个小学校以中考年级第4的成绩进入“衡中”。由于是外地生源，当时还托关系并交了1万多元学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衡中一家独大的“巨无霸”形成对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地位，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掐尖、抽血，破坏了区域教育生态，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根基动摇。

一些专家认为，停止超级中学大范围招生掐尖，是遏制其扩张的重要手段。受访者分析说，“黄中”之所以没有了10年前的光环，被“衡中”取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生源受到很大影响，尖子生源都被华师一附中“掐”走了。华师一附中是湖北唯一有全省招生资格的学校，“黄中每年流失到华师一附中的优质生源在100人左右。下面县市一中也截留了部分生源，这对黄中冲击很大。”知情人士说。

不依法治教的背后

用国有公办资源大肆进行民校招生，这些超级中学早已与农村贫困学生绝缘。2016年，北大两位博士发表在《教育学术月刊》的题为《“超级中学”公平与效率的实证研究——以K大学学生学业表现为例》的论文，定量分析了全国84所“超级中学”2005年至2009年的招生数据，发现北大生源中，来自“超级中学”的农村学生比例，仅为一般中学的1/8。

小英认为，可能是因为农村教育不是很好。小华说，高额的学费也让农村贫困生高攀不起。据称，“衡中”分公费生和自费生，其人数比例约1:6，然而学费却相差15倍，公费生学费为2000元/年，自费生学费为3万元/年。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超级中学的壮大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密切相关。高升学率带来的“教育政绩”及经济效益，让一些欠发达地区找到了“逆袭”的道路。衡水的GDP长年徘徊在河北末三位，但衡中撑起了“教育名城”的所有名声。偏僻小镇安徽毛坦厂因“高考工厂”的升学奇迹，吸引了来自全国的２万多学生和陪读家长，教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

曾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在其新浪微博上发表《“衡水模式”要害到底在何处》的博文称，“其异地招生以及其公办、民办性质混淆等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制止，反而任其蔓延？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批评的声音？我看这与地方政府片面的教育政绩观密不可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政府通过在资金投入、教师调配、学生招生三方面分配差异上将学校分三六九等，长此以往便出现了像“衡中”、“毛中”这样的超级中学。

“衡中每年条子生都有几十个。不是市里的，就是省里的，甚至是跨省的，说明我们一些高层管理干部也希望把孩子送到衡中，这是学校存在的根基。这说明根不是在家长，而是在管理层，甚至不光是教育部门的管理层。”储朝晖说。

给超级中学降温需要标本兼治

浙江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方红峰公开质疑“衡中”的办学模式，他认为“这所学校是应试教育的典型，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我们浙江不需要”。

一些重点中学校长说，超级中学的巨大成功给其他学校带来压力。在现行的高考选拔制度下，如果注重素质教育的学校始终拼不过“高考工厂”的“产出”，势必导致更多的学校主动或被动地“复制”超级中学的经验，这不仅影响教育公平，更涉及到教育发展的方向问题。从以往的改革看，单项、局部的改革难以触动根本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才能打破超级中学的“神话”。

——必须打破“唯分数论”，改变评价标准单一问题。“衡中”一受访教师坦言，高考导向就是“分”，提高1分，挤掉千人。从素质教育看，衡水模式是失败的，但考大学是有效的。高考评价体系如果不变，不体现综合素质内容，学校怎么可能转向素质教育？

“黄中”、毛坦厂中学的一些老师认为，新一轮高考改革提出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大方向很正确，尤其是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录取参考，虽然短期内效果不一定凸显，但从长远看，将倒逼学校和学生扭转“应试”倾向。“至少除题海之外，你得引导学生参加点公益活动和社会实践吧，因为将来上大学必须要看这个，仅仅分数高不行了。”

——大力改革考试内容，从“考知识”转向“考运用”。湖北一位高中语文老师以语文为例说，完全把语文当成一个工具，没有突出其文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学生语文分很高，却连一个基本应用文都写不好。改革内容，语文应主要考查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获得和加工信息、鉴赏评价与表达的能力，加强对实际应用写作能力的考查，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改革对学校的考评体系，确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与政绩观。一位在某重点高校从事招生工作的老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提档分数线对高校非常重要，是声誉的体现，所以很多高校喜欢到高分段扎堆的“衡中”去招生。

“都说要全面发展，综合评价学校，但现在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评价，老百姓对学校的认可程度，还是看升学率，看你考了多少清华北大。”某超级中学的校长说，没有了升学率，学校无法生存。改革光改高考还不行，学校的考评体系也应多元化，要降低校长、老师的功利性。（记者 郑天虹 廖君 王莹 仇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