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公司跳槽甲方,外包公司的人好跳槽吗2019

文字|每日人物尚荣编辑钟世武。

在大厂严密庞大的体系中，外包的员工都是外来者。他们有不同于正式员工的行动规则，并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面试时，人力资源部给他们分配了——的赛道终点，让他们转正。直到离开办公室，陈思宇才发现，这个名为“转正”的终点根本不存在。他们“曲线救国”，进入大厂，但在成为正式成员的希望破灭后匆忙逃离。

在互联网大厂下班的年轻人，除了正式员工，也有外包员工，是外地人。图/网络

曲线进大厂

在阿里工作两个月后，外包员工陈思宇再也受不了了，他想离开。

去年6月，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陈思宇递交了阿里学校招聘的简历。等了一会儿，负责全球速卖通业务的人打电话来面试。全球速卖通是阿里面向全球市场的线上交易平台，相当于国际版的淘宝。

电话中对方提供了内容运营的岗位，负责监控管理平台全球门店的综合销量，执行公司的销售政策。看中了陈思宇留学的背景，她在电话里给了陈思宇一块“大蛋糕”，承诺月薪一万多元，并安排了对面的工作岗位。

陈思宇被感动了。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它是一个外包职位。陈思宇已经听说了这件事。外包员工驻扎在大工厂，但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在大工厂的庞大体系中，他们按照不同的行动规则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比如外包员工只能从事边缘工作，无法接触到大厂的核心业务和资源，偶尔还要做送快递的杂务。大厂的薪资福利和晋升渠道都不覆盖，成为正式员工基本无望。用一句话概括外包的缺点：“对职场发展非常不利”。

在知乎和豆瓣上，大厂外包的帖子全是负面评论。有人发帖问外包是否值得发到网易，好评如潮：“不要外包任何体面的工作，但也不要外包口袋里的饭！”

陈思宇犹豫不决，因为互联网上的外包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然而，他对大工厂的痴迷驱使他进入。“我只能说会让人成长，对我来说唯一的一点就是能让我的简历看起来更好看。”。

直接进入大厂门槛高，不符合学历或经验要求的外包工选择曲线救国，比如先外包到大厂，再慢慢寻找机会转正。

钱佳琳也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年初刚从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毕业就进入了滴滴的法务部。“如果去参加工作面试，你会担心自己过不了这种教育水平。”而且这个职位的校长不招应届毕业生。所以当她接到外包岗位的电话时，她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让她有所期待的是，这个外包岗位的未来还有空间。她面试的负责人告诉她，前期更多的是一个流程性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会讲解一些专业提升的工作。

外包工可能转正，这也吸引了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姚一凡。2020年8月前，她在华为汇通展厅接受工作。后来她受不了公司压抑的工作氛围，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当她接到猎头推荐大工厂外包工作的电话时，起初她很抗拒：“一群机器人在工作，机械化的工作会被甩出去外包”。让她真正放下芥蒂的，是这个外包职位带来的待遇：月薪1.5万，工作日早上9点到6点，周末。这让姚一凡感慨，“平台太好了”，最重要的是还有转正的机会。刚入职时，她发现自己的五险一金都是按最低标准缴纳的，只有少数

，陈思宇接受了这份外包offer。他前后和电话那头的负责人沟通了一个月，让陈思宇做出决定的，是负责人话语中对陈思宇个人肯定的暗示，比如将他的工位安排在负责人的对面，还会直接带他。这对陈思宇来说，这意味着他自己在团队中“我很重要”，以后转正的机会也会更大。

离职后，他回头看那段面试经历，他明白了自己是被负责人的话术迷惑了。“她说你的确资历不够，所以你先进来从外包干起，干熟有经验了我马上给你提。”

工牌的区隔

很快，面试时领导画的“大饼”就在陈思宇面前碎掉了。

因工牌没办下来，每天到阿里西溪园区门口申请访客名额，然后和形形色色来阿里参观的人一起，戴着标明访客身份的橙色贴纸，挤进没有门禁也不用刷工牌的5号楼。

在大厂，有形无形的标识和符号，都在提醒员工自己的层级。不同于阿里正职员工的P和M，陈思宇这些外包员工，是以F开头的完全不同的体系。刚入职，陈思宇拿到了较高的评级F4。

他的工位从不固定，永远在游移。会议室就是工位，他要每天提前借。全组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级别是F2的外包同事在5号楼办公，他们都被阻挡在装有门禁的办公楼外。

后来他才得知，这位毕业于浙江某所双非院校的外包同事，已经借会议室独自办公了三个月，每天干的最多是收表的杂货，从来没有六点半准点下班过，“真的不知道她怎么撑下来的”。

陈思宇受不了借会议室办公，第一次有了不想干的想法，但他忍了下来，“真的想进组看一看”。借会议室办公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直到工牌办了下来。

当天，陈思宇刷开办公楼门禁去找自己工位，却发现不在领导的对面。这是正职员工空下来的工位，他拒绝承认那是自己的正式工位，因为“跟捡剩饭剩菜一样。”

然而，一切出行都要借助的工牌却是固定的。拿到工牌，陈思宇有了和正职员工一样的入门钥匙，不一样的是工牌颜色。外包员工是浅绿色，正职员工是深绿色。

工牌颜色的区别让陈思宇“不爽”，觉得把人划为三六九等，他对尊严极其敏感。于是，外包工的浅绿色工牌被他收起来，再也没戴过。

▲某互联网大厂正式员工戴着橙色工牌，外包员工戴绿色工牌。图 / 网络

平时，王雨欣也不戴工牌。她只在驻场外包公司大型活动上戴工牌，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戴。也常常在这样的场合，为自己的不同颜色工牌感到尴尬。工牌颜色按照不同职能岗位划分，设计岗是橙色，技术岗是深蓝色，而外包员工不管什么岗位，都是统一的蓝色。正职员工的工牌上会标明姓名和部门，外包员工的工牌只有姓名。

她也进不了公司大群，没法直接收到全公司层面的通知，永远是领导在小群转发通知。有时领导很晚才转发通知或忘了转通知。有次，王雨欣按往常时间等公司班车上班，到点车却迟迟不来，她去小群里问领导，才知班车改了时间，最后只能慌里慌张打车去了公司。

月底发工资时，陈思宇发现，面试时承诺的月薪过万更像是空头支票，到头来只有九千多元。此后的过年过节，也从没收到过公司发的福利。王雨欣和她的外包同事，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公司的年终奖和开工红包。

不过，在大厂某部门的姚亦凡没有为工牌烦恼过，或有可能与其所处的职位有关。她的工作性质属于给资源的一方，日常办公中级别比其他部门高，其他部门同事对她说话都客客气气。

部门的3个人，都是外包员工。上班第一天，主管就跟她们说，“我没有把你们当成外包的同学，也希望你们也不要把自己当外人”。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刚开始来一直坐临时工位，后来问题很快就被主管解决了。

局外人

工卡的权限在大厂是种或明或暗的权力象征。而对外包员工开放的权限远比正职员工少得多。如外包工牌刷不了电梯乘坐。或因没有权限，去园区另外一栋办公楼，被保安告知不能进去。

和王雨欣相同岗位的同事有9个人，全都是外包员工。王雨欣企业微信的权限只被开放一小部分，只能查看外包员工的信息。而企业微信权限和工作生活绑定，比如去食堂吃饭，她无权扫码查看新菜单。去医务室拿药，她无法扫码，只能手写登记。

陈思宇也面临过跟王雨欣同样的情况。去食堂吃饭，外包工牌刷不进去，他只能和其他外包同事点外卖，直到后来跟负责人反映才解决。对权限的限制直接降低了工作效率。比如，当陈思宇想下载数据时，每次都得让有权限的正职同事帮忙。他不愿意每次开口向别人求助，人为制造的工作效率低下也消磨着工作热情。

▲在互联网大厂，外包员工的成长远不及正式员工。图 / cfp

链条上的外包员工是大厂局外人，他们被安排在头和尾，永远接触不到中间的核心环节。

陈思宇觉得，他们都是“某个环节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连螺丝钉都不如”。

进了滴滴，钱佳琳也发现实际上流程性工作比面试官说得更琐碎。合同盖章，材料归档，报销发票，给其他组的正职同事拿快递的活，都被推给钱佳琳。

外包员工的成长性远远不及正式员工。重要的工作和任务，领导只布置给同部门的管培生，钱佳琳每周例会上听着管培生汇报工作，明显感到他们在成长进步，而自己仍局限在合同盖章和发票盖章。好在她遇到一个有人情味、对下属一视同仁的直属领导，这让她略感欣慰。

钱佳琳的感受，也得到在腾讯工作的男朋友印证。“如果团队招外包的话，大家默认外包是干最苦最累的活，不会优先考虑给外包成长空间。”

王雨欣在工作中慢慢发现，自己终归不属于大厂。心理暗示下，王雨欣有意无意地和正职同事拉远了距离，“他们都是聊他们的，我们聊我们的”。工作上她直接与上级领导对接，同事间也更多和外包同事接触。

卑微感在陈思宇身上表现得更明显，外包的身份成了他的负担。端午节公司食堂办包粽子比赛，所有员工都能参加，陈思宇不敢去。他怕走到食堂门口被人拦住，“对不起，外包同学不能参加”。

外包身份带来的刺痛，有时也会来自公司的正式员工。比如在滴滴的内部论坛，就有员工发帖问，“凭什么外包的人也可以看内网？”被外包员工看到了，他们愤愤不平，“外包都是干的最苦最累的活，为什么不能看？”

难以兑现的转正

面试时HR承诺的“有机会转正”，进入职场赛道后，他们发现不容易兑现。

为了转正，有的外包员工付出比正职员工更多的努力。曾在网易游戏部门做过正职的安左贤注意到，自己每天早上到公司的时候，外包同事早就在工作了，晚上十点多下班，外包同事还没走。部门安排工作任务时，外包同事也总是多领一份。

安左贤同部门30多人里有一半是外包。在他看来，“外包都是一些比较差的学校”，但日常工作中，他看不出外包同事能力上比自己差。

他毕业于上海一所985高校，通过校招进入的网易，和一起校招进公司的同事更熟络，对外包同事的了解仅限于工作对接。

但很少有人跑到终点，甚至那个被HR划定的叫“转正”的终点，根本就不存在。

王雨欣一开始就是奔着赛道终点去的。等她进了后发现，自己被一股危机感笼罩，外包员工随时被辞退。之前公司砍掉了两个项目，外包员工也跟着凉掉的项目走了，因为合同里写明，项目截止员工只能调岗，不接受调岗就算放弃工作机会。

有同事因业绩连续三个月下滑后，被辞退了。她逐渐学会自己判断业务发展前景，业绩下滑得厉害时，被辞退的警报就会在心中打响。临近年底，教培行业的淡季，加上公司教育产品涨价，业绩成倍下滑，王雨欣和其他外包同事默默发简历，自己主动辞了职。

▲晚上11点，聚集着腾讯、新浪等互联网大厂的北京西二旗，一名年轻人刚下班。图 / 肖睿

一位百度的前正职员工告诉每日人物，他身边的两个外包朋友，其中一个每月都申请转正，申请了三年也没结果，另一个每天早上9点上班，凌晨1点下班，干了五年还是转不了正。

“外包员工对公司来说就是廉价劳动力，即使空出head count（职位），也更偏向招经验丰富的社招员工”，上述百度前员工说。

在通往转正的道路上，陈思宇中途退了赛。入职快两个月，公司空出了个正职岗位，他提出申请，但面试时被一个大佬级负责人刷掉，没拿到转正offer。看不到希望，陈思宇给直属领导递交了辞呈。

钱佳琳也一度以为自己快跑到终点了。直属领导开始教她做专业性强的工作，如直接处理公司法务。在钱佳琳看来，领导让外包员工接触核心工作，应该预示着离转正不远了。

可转正的希望还是破灭，直属领导突然离职自己当了老板，新领导对外包员工不重视，流程性工作再次占据她的日常。失落之后，钱佳琳选择离职。辞职时她才听领导说，滴滴每月付给自己的薪资是12000元左右，其中外包公司从中抽成3000元左右。

外包不写进简历

从大厂出走之后，外包员工们迫切撕下贴在“外包”标签。在就业市场，外包经历不受待见。许多大厂HR看到应聘者简历上有外包经历，都会自动筛掉。

姚逸凡说，自己有个在华为时级别比她高的同事，跳槽到阿里做外包后一直想转正，总是转不进去，卡着她的就是这段外包经历。

找新工作时，陈思宇彻底不考虑外包职位了。他把阿里的外包经历从简历上抹去，对外也从不提这段经历，只有家人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外包没面子，自己干得也不开心，没必要公开说”。他解释道。后来他找了一份新工作，是在上海一家电商外企做产品市场。

阿里的外包经历让陈思宇重新理解，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和尊重。在新工作岗位上，自己在招实习生时，他告诉自己，“不要觉得你高人一等，要平等对待”。最近他听说，当初自己离职时空出的名额有外包员工补了进去，那个员工前不久也离职了，“还是没转正”。

如今已跳槽到小公司的钱佳琳，坦言自己不介意外包的身份，而是更看重工作内容，青睐能学到业务、对自己职业成长帮助大的职位。

她把互联网大厂的高强度工作当做是一种锻炼。在滴滴，她所在的法务部门每年要经手一千多个法律事务，最多一次一天同时处理了五六个工作任务。

“这种工作量和工作强度，让我以后跳槽到其他公司后，在工作上可能都不会有太大障碍”。等来到现在这家小公司才发现，整个公司每天的工作量，比不上她在滴滴时自己一个人每天的工作量的一半。如果重新选择，钱佳琳还是会去滴滴做外包。

王雨欣离职后，等接到网易HR电话，说要招课程顾问和幼儿老师的外包职位，她直接拒绝了。做外包的一年多时间，王雨欣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不仅没提升，反而一直在帮正职员工晋升。她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能力很差啊？”

即便如此，王雨欣还是给自己的这段外包经历打了60分，“虽然体验感不好，但也不算白体验，起码知道以后不要找外包”。

姚逸凡还坚持朝着赛道终点跑。她对职业的未来充满憧憬，也感受到了被团队需要的感觉。去年底发年终奖时，主管还专门给姚逸凡分析来年的转正机会。6个月过去，她仍在等待那个转正机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