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胡适的一生，完美演绎了什么是伪善双标与精致利己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在宣传民主与科学，倡导思想启蒙，反对北洋军阀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

在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压榨欺凌的积贫积弱年代，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却渐行渐远。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反对专制主义，鼓吹容忍克己；反对暴力革命，信奉自由主义，尤其对美国民主、自由与人权那一套推崇不已。

当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等以血肉之躯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洪流中时，胡适却与他们分道扬镳，用一生完美地演绎了什么是伪善双标与精致利己。

广结善缘，乐善好施，但也有着为人伪善，不顾民族大义主张对日妥协退让的劣迹

胡适一生以乐善好施，乐意助人闻名圈内外，被人称为“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在早期北大任教期间，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乐于提携后人，而且能够在经济上力所能及帮助他人，在后期任北大校长期间又善于引荐新人。

当林语堂出国留学资金不够向他求助时，胡适私下自掏腰包资助林语堂学成归国，林语堂对此还全然不知；梁实秋、陈寅恪在学业中遇到经济困难时等都受到过他的资助；在任北大校长时间，他还大力引荐像季羡林等这样的青年才俊到北大任教。

胡适早期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因分别信仰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而心生间隙，但尚未形同陌路。陈独秀一生八次遭通缉，五次被捕，其中四次被捕释放都有胡适积极奔走救助的身影。尤其是最后一次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被逮捕交给国民党政府后，胡适在聘请知名律师，请求国民党公开审理，联合社会知名人士给国民党施加压力等方面不遗余力，最终使陈独秀获得减刑，提前出狱。出狱后，他听说陈独秀生活困难，又多方联络安排陈独秀出国访美讲学，因陈独秀拒绝而未能成功。这些都被他人传为乐意助人的佳话。

但胡适作了一件被人称为“借刀杀人”的一件事，他有意或无意的递刀子行为让人认为胡适极度伪善。

1927年6月26日，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因党内叛徒出卖而被捕，原本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陈延年向与陈家有世交的上海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写信求救，汪孟邹从字迹上认出写此信的是陈延年。

汪孟邹立即想到了向陈独秀、陈延年都是安徽同乡又是朋友的胡适求救，将书信内容告知了他，请求胡适想办法救出陈延年。而胡适呢，却开着小车直接来到已经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了吴稚晖，请求救助陈延年出狱。吴稚晖本来与陈独秀、陈延年、胡适都熟悉，又帮助过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赴法勤工俭学，最终却因政治信仰不同与陈家决裂。吴稚晖对陈独秀、陈延年父子均恨之入骨，便立即向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告密，于是，陈延年的真实身份暴露。1927年7月4日深夜，陈延年被秘密押赴上海龙华刑场砍头处死。

还有一件事让胡适终身招人诟病，成为他一生洗不清的污点。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公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遭到日本入侵。同年10月，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对此进行调停，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了“中日问题报告书”，报告中提出“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主张东北三省成立所谓“满洲自治政府”，这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极大愤慨。

胡适此时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是“公平的报告”，调查团进行了“审慎的调查”；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表示“看不出反对的理由”，可以接受。接着，他又写了《国际调解的前途》等多篇文章，鼓吹对日妥协退让。1932年5月淞沪停战后，他又撰写了《论对日外交方针》，赞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在文中，他一面强调中国“与日本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国，恢复领土即行政主权的完整”，一面却说“中国政府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这实际上又承认了满洲国的独立。他的妥协投降的言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包括他的学生傅斯年等在内的人无情批驳。

胡适这么一个“洒满人间都是爱的仁爱君子”，在国家山河破碎，民族存亡，需要一批栋梁之材对苦难深重的国家呵护大爱，用生命保卫中华国土完整与生存空间的时候，却一再鼓吹对日妥协退让，通过谈判解决中日纷争。他的上述言论在当时充满了满满的负能量，关键是他还披着“谦谦君子”的知识分子形象外衣，具有极大欺骗性。他们的影响其实比强盗还坏，比毒药还毒，因为他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与解释权。

反对革命，力主改良，却对国民党武力镇压共产党人的行为视而不见，实行双标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始终面临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两种命运的决战。 胡适的自由主义，在反封建文化中具有一定进步作用, 但随着斗争的深入, 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价值观便很快发生了分裂和分化，而且这种分化根本没有回转的余地。

胡适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在一个平稳的国家社会不失为一种可以信奉的社会价值观，但是，当一个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间尖锐，达到不可调和的危机程度时，是需要渐进式的点滴改良, 还是需要革命性的颠覆改造，答案便不言自明了。

20世纪的中前期，中国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 对内要进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 只有通过砸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才能完成对国家的改造。看看中国周边仍在动荡不安的印度、缅甸与泰国等国的现状吧！这些国家因为没有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对国家的整合，整个国家至今还到处是撕裂和缝隙，国家缺乏凝聚力，国民一盘散沙。历史的进程表明，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和蒋介石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工具。

我们还是来看看胡适在面对国民党屠杀清剿共产党人时，是如何对蒋介石的血腥暴力视而不见，实施双标的吧！

从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到1930年代，蒋介石为了维护独裁政权屠杀了数十万共产党人。1931年在国统区，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五位左翼作家与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惨遭杀害。1932 年, 国民党民主派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维护和争取民权, 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暴政，胡适当时赞同民权保障同盟的基本主张, 并加入同盟，担任北平分会的主席。但过不多久，他就与同盟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了。

1933 年2 月, 民权保障同盟在北京《燕京新闻》上发表要求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文章，并附有政治犯控诉当局使用酷刑侵犯人权的控诉书。胡适读到这篇文章与控诉书后, 立即写信给蔡元培等人，声称他视察北平监狱时, 无一人说过监狱使用酷刑。他给《燕京新闻》编辑部写信, 公开为国民党当局辩护, 完全否认监狱中有虐待政治犯的行为。民权保障同盟和蔡元培、宋庆龄多次致信、致电胡适, 希望他尊重事实, 改正错误，但他对二位先生不理不睬，拒绝回答。他还公开在报章上强调国民党政府镇压革命的必要性, 声称“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 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本身生存的行为”。他指责民权保障同盟提出的“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这不是保障民权，……一个政府要存在, 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

其实，胡适的政治立场早在多年前发表在《新月》上的《我们走那条路》“五鬼乱中华”的一段文章中写得明明白白，他的立场早已站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一边，与共产党维护劳苦大众利益，建立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我们要打到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胡适为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员的行为辩护，却对共产党人的武装革命充满怨恨。抗日战争一结束，他就电告毛泽东, 要共产党“痛下决心, 放弃武力, 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他完全把内战看成是共产党一方的事情，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

将自己塑造成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其实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胡适将自己打造成西装革履，东西方文明气质兼具而又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人设，颇能得到民国时期各色群体的好感。据说他刚回北大任教时，到校园一睹其风采的青年成群结队，每天的情书络绎不绝，绝对是校园里的一道风景。

说胡适虽然有着谦谦君子人设，实则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一点也不为过。

早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酝酿“五四运动”的前几日，胡适《新青年》同仁被问起他是否参与游行示威之事，他就以自己的美国导师杜威要到中国访问讲学为由婉拒了，果然“五四”那天，胡适缺席了北京这场震惊世界的学生运动，跑到上海接待自己的导师去了。

当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阻止北洋政府签署卖国的巴黎和约，提出要将学生运动拓展为社会运动，并公开宣称不达目便与政府斗争到底时，胡适却奉劝陈独秀、李大钊作为北大青年导师，不要做自毁学术前程的事情，学生还是要好好上课。在胡适看来，作为知名的北大教授，对普罗大众进行一些思想启蒙工作是可以的，但要深入街头巷尾与政府进行危险的抗争，对自己和家庭都不利，完全没有必要。

1938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到了最为艰苦阶段。当时国民政府蒋总统派胡适任中国驻美国外交大使，对这个胡博士给予殷切希望。临行前，蒋介石嘱咐胡适，在美期间，多多争取美国人民和华人华侨的支持，一切工作的重心要放在争取到更多的物资与金钱支持抗战上。

胡适到了美国后，充分发挥自己善于演讲的优势，四个月时间里，到各地演讲百余次，收获的第一笔款项是美国政府给予国民政府的2500万美元贷款，这对处于极度困难的国民政府而言，已经是当时一笔不小的数字了；后胡适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滇锡借款”，工作也算有所成就。

但接下来的工作就令蒋介石非常不满意了。胡适在位期间，冠着自己学贯中西的名头，打着自己曾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旗号，在美国、加拿大的大学与学术机构四处讲学捞取名利，可偏偏没有能够再为抗战争取更多的物资与金钱，引起蒋介石愤怒与不满。

到胡适卸任美国大使职位时，他已利用这几年时间为自己捞取了二十六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获博士学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气得蒋介石后来在日记里大骂胡适“文化买办，虚伪，无能！”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职书，9月18日便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先后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讲授《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思想史》，受聘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其报酬所获远超驻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