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鬼神时烧纸送一般说点什么,烧纸送鬼怎么说

送鬼神时烧纸送一般说点什么,烧纸送鬼怎么说

又一个清明节即将到了。清明是祭祖的日子,祭祖的主要程序是烧纸。烧纸究竟是怎么起源的,其内涵究竟是什么?下面我来告诉诸位一个通透的答案。

概括地来说,烧纸的真正含义,并非是给死人送钱,而是送上自己的德,德的核心则是“诚”、“诚意”。烧的纸所代表的的确是钱、货币,但是货币、钱的本质并非物质财富,而是诚信、信用。或者说货币是诚信的载体。用以祭奠祖先的,并非货币所代表的物质财富,而是货币所代表的诚信、德。

因此,烧纸的起源问题,就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的祭祀原理,或者中国古代的神学。另一个则是中国古代的货币形态和本质。简单地说,一个是古代神学问题,一个是古代货币问题。这两个看似无关的问题,却又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祭祀方式、祭祖方式,这种方式最终又演化为烧纸。

祭祀的一般方式,是给鬼神送去物质财富,尤其是食品,典型的就是牲畜的肉,譬如牛、羊、猪、鱼之类。但是,中国古代的祭祀并非如此。这里的古代是指唐虞、三代时期。

中国古代祭祀最核心的原则是“鬼神飨德”。即对鬼神而言,最好的食品并非实物祭品,而是抽象的“德”。“飨”就是以什么为食的意思。因此,这种祭祀可以称之为“德祭”。在《五经》中,对这种“德祭”有大量的记载。

《诗经·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这里的“醉”和“饱”都是指所祭祀的祖先之神灵。意思是通过祭祀,神灵喝酒喝醉了,吃“德”吃饱了。这里直接将“德”说成神灵的食品。

《尚书·君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这句话也是对祭品而言。“黍稷”是作为食物祭品的粮食作物,“馨”是香。意思是说,黍稷这些食物祭品并不真正的香,“明德”这种祭品才真正的香。

《左传》对“德祭”的原理曾给出过一个详细的说明。《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公元前655年晋国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是要趁虞国的不备而一举两得。虞国大夫宫之奇,看清了晋国的野心,力谏虞公拒绝晋国。可是虞公不听,最终落得了被活捉的可悲下场。这段话是宫之奇谏辞一部分,谈的是当时的祭祀原理,也是神学。

“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是说,鬼神亲的不是人,而是德,谁有德和谁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基本也是这个意思,不过更是指天子,意思是皇天上帝不会刻意亲近哪位天子,而只会选择有德的天子进行辅佐。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这句话很难理解,目前能看到的所有的解释都是错的,原因是对“物”的原意不清楚了。“物”的原意是按毛色进行分类的牛,这些牛是用作祭品的。为什么对牛按毛色分类?因为在祭祀中,有的颜色神更喜欢,作为祭品更有价值,譬如红色。按毛色对牛分类,实际就是区别出牛的品级。“物色”的原意就是按颜色去对牛进行挑选、分类。进一步,“物”是指分成等级的祭品。“民不易物”意思是说,人们在祭祀的时候,不要去区分祭品的等级,不要用所谓的等级高的祭品去替代等级低的祭品。为什么呢?因为“惟德繄物”,唯有超越实物的“德”才是祭品的真正分级标准,才是最高等级的祭品。

既然“德”是最高价值的祭品,那么在祭祀时,就会重视“德”,而轻视实物祭品。这就体现在孔子所说的:“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论语》3.10)。这句话,实际就是《周易·观》卦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灌、盥”在这里同义,指的是祭祀中的第一个程序,“荐”则是第二道程序,就是向神敬献实物祭品。同时,“灌、盥”和“祼”也同义,三字同音同义,都是指“荐”之前的祭祀程序,也是整个祭祀程序的第一道。这道程序其实就是向神敬献“德”的。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盥而不荐”,实际是在说,在祭祀中,最核心的程序,不是向神灵敬献实物祭品,而是敬献“德”这种祭品。即祭祀的关键不是食物祭,而在“德祭”。

也就是说,整个祭祀程序是分成两道,敬献两类祭品,第一道程序敬献的是“德”这种祭品,第二道敬献的则是食物祭品。最重要的程序是第一道,因为最重要的祭品是“德”。第一道程序叫“灌,或盥和祼”,第二道程序叫“荐”。

既然祭祀的关键在敬献德,而非敬献食物,因此食物祭品就应该尽量俭省,从俭。

《周易·损卦》的“损”就是减损的意思,其中主要谈的就是对祭祀中食物祭品的减损。其卦辞是:“(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减损之道)有何用处,在祭祀中就应该使用之,尽量用很少(二簋)的祭品去祭祀。

损卦第一爻的爻辞是:“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已”即“祀”,“已事”即祭祀之事。“已事遄往”对于祭祀还是应该积极参加的,这样会让自己免除咎错,但是,应该对祭品尽量减损,尽量用更少的祭品完成祭祀。

《周易·既济卦》第五爻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东邻杀牛”就是东边的那家以牛为祭品进行祭祀。“不如西邻之禴祭”中的“禴祭”,其实与“盥”相同,都是以“德”为祭品的祭祀,敬献“德”的祭祀,都是“德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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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食物不同的是,“德”是抽象的、无形的。因此,尽管“德”是最重要的祭品,但是,“德”本身是无法拿来祭祀的,必须用具体的载体来承载和表达“德”,然后再把这个具体的载体当做祭品,敬献给神灵。那么这个载体是什么呢?

这个载体就是契约。契约的最原始形态是结绳,后来又出现了书契。结绳是一对打有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刻有契齿文的一对木片,或竹片。在祭祀中用来承载和表达“德”的就是结绳或书契。

因此,灌(祼、盥)祭所敬献的祭品实际是结绳或书契,灌祭实际就是“契约祭”。

结绳和书契这种最原始形态的契约,怎么可以作为“德”的载体或代表?这与它独特的契约机制有关。作为契约的原始形态,结绳和书契的契约机制与现代契约有着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在结绳和书契中,契约双方是完全的独立的行为主体,他们完全遵照自己的意愿、意志行事,契约的签订和执行都是完全基于他们的自愿、自觉,而没有任何的外在强制。

什么样的契约条款,当事人愿意自觉地去履行?答案是,这些契约条款在签订时,就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意志。此时,履行契约就不含任何的被动、被迫,而是完全执行自己的真实意愿。

这种情况下,在签订契约时,最关键的事情是确保契约条款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诚意”。《中庸》直接说:“诚者天之道”,将“诚”直接等同于道。实质上,“诚意”、“诚”都是基于契约背景的,基于结绳和书契背景的。“诚意”、“诚”是契约的基石。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而治,书契而治,都是契约而治,就是以契约作为治理工具而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状态。这种秩序是契约秩序,这种社会可以称之为契约社会。

这是政府出现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形态。政府出现之后,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就由契约变成了政府。中国的社会也就由“契约社会”变成了“政府社会”。

社会处于大治的状态就是“道”,就是“天下有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其中的“道”,就是天下回归秩序,回归“有道”的状态。在契约时代,天下有道的工具是契约,而契约的基石则在“诚”,因此,“诚”就是道,是整个社会实现契约秩序的基石,也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基石。这样“诚”就是社会实秩序的基石。

“诚”是一个人的事,契约是两个人的事,“道”则是天下人的事。但是,“诚”则将三者贯通在一起,让个人,两人,天下人之间实现圆满的和谐。

《中庸》还说:“率性之谓道”。“率性”即为“诚”,是对“诚”的解释。“率性”就是遵循自己的最真实的本心、本性,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做事。按现在的话,“率性”就是“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心性自由”是最真实的自由。

这样,结绳和书契这种最原始形态的契约,就将个人自由和社会有序有机统一在一起,甚至直接将两者等同。个人心性自由是契约的基石,如果所有的人都处于良好的契约状态,整个社会就自然处于一个良好的契约秩序之中。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两个人之间的契约之中,还是在整个社会的契约秩序之中,个人都是绝对的独立主体。他是“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的”,他是“诚”的、“诚意”的、“率性”的。他是在遵循自己的本然心性做事情,以自己的本然心性为最高权威,除此之外,再无权威。

但是,在现代的契约和现代社会之中,人的地位则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此时的人,已经不在是绝对的独立主体,不再是完全的行为主体。因为在个人之外,已经出现了一个超越所有个人的绝对权威,就是政府和法律,政府和法律的背后则是军队、暴力。个人不再是权威,而成为一个外在权威的绝对服从者。契约的基石、社会秩序的基石也不再是个人的“诚”,不再是个人的“心性自由”,而是作为最高权威的政府和法律,以及政府和法律背后的暴力。

与现代的文本式契约不同,结绳和书契本身的信息记载能力非常有限,所直接记录的内容只有数字,用来指代契约标的的价值或数量。结绳中的数字用绳结的个数来表示,书契的数字用契齿文(横线)的条数来表示。

更详细的契约条款,则只能依赖口耳相传的语言。这些语言性的契约条款是和结绳或书契附着在一起的,两者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契约。因此,结绳和书契本身,并不是完整的契约,而只是契约的一个部分,是契约的“要”点、概“要”。更准确地说,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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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对“要”和“索”的早期字形做过专门的考释,包括甲骨字形或金文字形。这两个字的最初字形是高度一致的,都是双手拿绳子。“要”是双手在上,绳子在下,“索”是双手在下,绳子在上。其中的绳子实际就是结绳的右绳,指代契约中的债权,相当于借据、债券,由债权方所持。“要”的字形含义就是,(债权人)手持借据去要账。

因为“要”的字形为双手拿着结绳,而结绳只是结绳契约的“要”点,因此,“要”也有“要点”、“概要”之义。更准确地说,这个“要”是指标的价值或数量的数字,用结绳的绳结所表示。

在甲骨文字形中,双手在在下,高举着某个东西,一般都是祭祀的动作,将双手所举的东西敬献给神。双手在下这个符号,代表对神的敬仰。“索”的甲骨文就是双手在下,结绳在上,所刻画的就是一种祭祀动作,将结绳作为祭品,敬献给神。在甲骨文中。“索”更多时间所指的就是“索祭”。

在“索祭”中,所献给神的就是代表债权的右绳,与“要”中的结绳一样。不同的是,在“要”中,持有右绳的双手,是债权人本人的,“要”的权力在要者自身。而在“索”中,双手是将右绳献给别人,献给神,自身并没有“索”的权力,而是将“索”的权力转让给别人,让别人拥有对自己索取的权力,自己只是一个拥有被索取义务的债务人。

在“索祭”中,结绳之右绳之所以可以作为祭品献给神,因为右绳记录了作为债务人的献祭者的“诚信”、“德”。因此,“索祭”的实质就是“德祭”。结绳是“德”的承载者。

通过研究甲骨文字形可以知道,在“三代”时期,不仅存在着很多以结绳或书契为祭品的祭祀仪式,而且,这些契约祭在整个祭祀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有些契约祭被当做祭祀本身。譬如祭祀的“祀”其实就是以“巳”为祭品的祭祀仪式,“巳”也是结绳之右绳。参考我以前对“巳”的考释文章。

“典”的本义是最贵重的祭品或最隆重的祭祀仪式,而“典”的最早甲骨文字形则是双手高举“册”(策),就是以“册”为祭品献给神的祭祀仪式。“册”是穿成串的“策”,“策”则是指单片的书契。在这里是指单片的甲骨片,甲骨策。这还意味着,在商朝,是将甲骨片与书契等同的,也是一种契约,是人和神之间的契约。

“礼”的本意就是祭祀仪式的统称,而“礼”的甲骨字形则是下面一个“豆”,上面两个“丰”。“豆”是盛放祭品的祭器,“丰”就是契齿文,指代书契。因此“礼”的本意,就是以书契为祭品,放在祭器中献给神的祭祀仪式。也是契约祭。

现代的文字界往往把“礼”中的“丰”解读为“玉”。解读为“玉”也可,但是,一定要知道,“玉”本身也是书契,是以玉石为介质的书契。玉的本质不在物理上的玉石,而在书契、契约。“礼”中祭品可以是以玉为材质的书契,也可以是更原始的以木片或竹片为材质的书契。而且书契的意义又不在书契本身,而是象结绳一样,在其所承载的“诚”,承载的“德”。“礼祭”的本质是“德祭”。

关键的问题来了,“德”的甲骨字形含义又是什么?

现代人会觉得大惑不解,“德”的甲骨字形是从“直”中派生而来,也是可以说,在最早的时候,“德”、“直”同字。同时,“数值”、“价值”之“值”也是从“直”派生,最早也是用“直”来代替。也就是说,“德”、“值”最早都是“直”,是“直”的义项之一。

关于“德”、“直”的甲骨字形,我此前也做过专门的考释。直的甲骨文字形为下面一个大大眼睛,上面是一根竖线。这根竖线与“册”、“典”中的竖线一样,是指书契,也叫“策”。整体字形的含义是,仔细审视眼前的所刻写在书契上的数字、数值,让这个数值、价值,与自己内心的评估是一致的。让书契所记录的数值、价值是自己真实意愿的直接表达,是自己的“诚意”。

因此,“直”既是外在的以及记录的数值、价值,也是自己内心的“诚意”,两者直接等同。所以,“直”也是“德”。

烧纸是以纸为祭品,献给逝去的祖先神。而纸则是对钱、货币的模拟,而钱、货币的本质则是契约。因此,烧纸的本质是“契约祭”,也是“德祭”。烧纸是“三代”时期的祭祀仪式的现代遗存。

关于,结绳、书契与货币的关系,以及契约形态的变化,我此前专门写过文章。货币的本质是契约,而独立的货币的出现,实质是契约的形态演变历程的而一个新阶段,独立的货币实质是契约的一种新形态。

现代所流行的货币理论和货币史都是现代的欧美人所“发明”,由于整个西方缺乏完整的货币起源和演变史,因此这些货币理论和货币都是基于局部历史。实际上是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的,也是肤浅、无知和扭曲、谬误的。

现代的货币理论认为,市场交易存在的前提是货币的出现,而货币的本质则是一般等价物。而且,货币的发展史是一个从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的演变过程。即最初的货币一定是实物货币,然后才出现的信用货币,典型的就是纸币。

但从中国的契约和货币史来看,并非如此。市场交易的出现,并不必然需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存在。事实上,“一般等价物”的东西从未真正存在过,而只是一种现代西方理论家的虚构。交易的发生是交易双方之间的事情,只要交易双方愿意,交易就可以达成。因此,交易从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而非货币行为。而契约仅仅是契约双方的事,与其他人无关。交易标的的估值,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双方的“诚意”,无需所谓的“一般等价物”。

因此,在早期的契约时代,是没有独立的货币的,交易和协作完全是依靠契约来实现,包括结绳和书契。

也可以这么说,契约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承贷着货币的职能。结绳的右绳,和书契的右契,就相当于货币。可以称之为“绳币”和“契币”,但是,这种契约货币却不是实物货币,而是彻底的信用货币。因为信用货币的实质就是借据和债券,只是流动性比较高而已。只要结绳的右绳,书契的右契具备流通性、流动性,就是货币了。

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出现具备流动性的右契。《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在这个故事中,“遗契”就是被人丢失的书契之右契,是借据。而且,显然这种“遗契”是具备流动性的,一个陌生人捡到后,也具备求偿权。此时,这种书契的右契就具备了货币职能,就是“契币”。

尽管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从原理上来说,在结绳和书契的任何时期,这种“契约币”都可以存在。

也就是说,货币的最原始形态就是结绳之右绳,或书契之右契。而且最原始形态的货币恰恰是彻底的信用货币,而非实物货币。货币的价值来自人们的人为赋予,赋予其上的信用,与货币的材质无关。结绳和书契的材质都很廉价,分别是绳子和木片或竹片。

如果把实物货币看成是落后的,把信用货币看成先进的。中国的货币发展史就不是从落后象先进的演化,而是存在一个从先进到落后的演化,然后又从落后回归到先进。因此中国的货币一开始就是信用货币,后来独立的货币出现后,反而倒退到实物货币。然后又从实物货币回归到信用货币。

西方的货币理论家将以黄金做材质的铸币当成真正的货币,也是最初的货币。但是,西方的铸币出现的时间是非常晚的,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最早出现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西部地区,地中海的东岸区域。

但是,吕底亚铸币并非最早的铸币,最早的金属铸币来自哪里?答案是中国。中国的商朝出现了用铜铸造的贝币,比吕底亚铸币要早好几百年。

但是,更重要的是,铜贝并非中国最早的贝币,而只是众多材质的仿贝的其中之一。除了铜贝之外,还有骨贝、玉贝、石贝、铁贝,甚至陶贝(泥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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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中国贝币的中国货币理论家们,却被西方货币理论带歪了。尽管他们认为中国的贝币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正式货币,但是却又想当然地认为,贝币属于落后的实物货币,其价值源自货币的材质本身——天然海贝。

但是,如果说天然海贝,以及一些高价值材质的仿贝本身具备很高价值的话,譬如玉贝和铜贝,但是对于数量更多的廉价材质的仿贝,其本身的价值几乎为零。这些廉价材质仿贝的价值,绝不可能来自本身,而是象“绳币”和“契币”一样,只能来自人为的赋予,赋予其上的信用。

还有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认为,仿贝的出现,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天然海贝短缺的结果。如果这种看法成立,那么在贝币的早期阶段,应该以全部是天然海贝,然后才出现的仿贝。但是,这与考古事实并不相符。目前可以确认是最早贝币的天然海贝出土在二里头遗址。但是,即便在这时,也是天然海贝与骨贝、石贝等仿贝并存,而且仿贝的数量还要大于天然海贝。也就是说,在贝币的最早阶段,也是天然海贝与仿贝并存,而且仿贝比天然贝还要普及。这意味着,在贝币机制中,货币的价值在一开始就与贝壳的材质无关,一开始就不是实物货币,而是信用货币。

如果贝币是信用货币,那么贝壳本身的作用只是充当一种货币符号,或者信用符号,用来承载信用和价值。那么在贝币中最关键的符号是什么?就是“丰”字符,我也叫它双排契齿文。在各种材质的仿贝中,这个“丰”字符是非常明显的。而天然海贝的“丰”字符则是由天然的贝齿所组成。

远在贝币出现之前,作为信用符号,也是契约符号的“丰”字符早已存在,就是书契的契齿文,可以指代书契、契约,也是“诚”、“德”、“道”的象征。

因此,天然海贝被选作货币,其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所具备的价值,更在于天然具备的“丰”字形信用符号。因此,贝币从本质上说,依然还是契约,或者一种新形态的契约。而且,贝比相当于代表债权的右契。但是,这种契约的流动性比较高,而且也可以不再承兑。

即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其他形态的货币,譬如刀币、布币之类。但是,货币的契约属性依然被很好地保留,因为这些货币上都是要被铸刻上文字,而这些文字的字形都是来自契约符号,或结绳符号,或书契符号,都是契约文字。最典型的就是“化”这个字。齐国的货币经常被铸刻上“法化”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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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甲骨文是由一对对称的结绳符号组成,代表结绳中的契约双方。这个结绳符号就是“人”字符,以后会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考释。其原初含义是,签订契约可以使的双方的状态发生对称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交易或协作所实现的双赢。也就是说,“化”的变化之本义,是特指由契约所引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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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化”也可以指代契约中的交易之物,契约双方的双赢正是通过互换交易之物而实现。后来这个义项通过加“贝”而独立出来,形成“货”字。也就是说,“货”的本字是“化”,“货”原本是“化”的一个义项。

因此,“货”的原始意思,在契约中的所交易之物。物之成货,就是被加上了人为的契约属性、交易属性。用“贝”指“货”,是因为“贝”的契约属性、交易属性更明显,是一种可以充当交易媒介的特殊的“货”,即“货币”。

既然货币也是契约,那么它们们也可以象结绳和书契一样,它们也是“诚”和“德”的承载着,用来当做祭祀的祭品。

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可能会用其他廉价易燃材质去仿造货币,用作祭品,也可能会用木质材料。但是,这些祭品一般都会烧掉,因此,目前很难发现以易燃材料为材质的仿货币。

在纸发明之后,很快就被发现是做仿祭品的绝佳材质,尤其是仿货币祭品。烧纸的习俗开始出现。目前的文献记载显示,烧纸在东晋已经很流行了。这时真正的纸币尚没有出现。也就是说,用纸做的冥币,要先于真正的纸币出现。真正的纸币直到北宋才有。

应该是在春秋战国之后,“礼崩乐坏”导致结绳在中国彻底消失,书契也迅速被文字化改造和边缘化,“契约祭”也就迅速消失了,被后人彻底遗忘了。继之而起的,是“货币祭”,当纸被发明后,这种“货币祭”就变成了“烧纸”。

随着对结绳和书契的遗忘,人们已经记不起货币的契约实质了,记不起“货币祭”其实就是“契约祭”、“德祭”了,而只知道货币的财富属性。“烧纸”也就被庸俗化成“送钱”。

其实,“烧纸”的本质和源头是“契约祭”,所献的祭品并非实体性的物质财富,而是抽象的“德”,就是献祭者的“诚”、“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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