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卡宾枪(激战卡宾枪掉落)

1949年11月30日下午，解放军攻占重庆，标志着这座西南地区的大城市终于回归了人民的怀抱。就在重庆解放当天，12军军长王近山风风火火地闯进了警备司令李根固的家。这是一栋富丽堂皇的小别墅，由于逃得太急，李根固没有来得及收拾自己的金银细软，各种珠宝、金条、绫罗绸缎满屋都是。王近山也不客气，在这所房间里翻箱倒柜，似乎要找什么东西？

王近山在豪宅中乱翻乱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耳中。于是邓小平故作姿态地问道：

“近山啊，听说你很忙啊！在李根固家掘地三尺，想找什么啊？金银珠宝？”

王近山身子一挺，向首长敬了一个礼：

“哪能啊！我就是找地图，印度、缅甸的地图，李根固是警备司令，没准就有啊！”

邓小平感到很奇怪：“你找缅甸、印度地图干嘛？”

王近山回答：“我们达到重庆了，自然要打到印度、缅甸啊！”

看着自己手下的“好战分子”，邓小平乐了：“王近山啊！谁说咱们要打印度、缅甸了？”王近山回答：

“地球是圆的，咱们迟早要打到美国去！”

邓小平大笑道：“你这个王近山，简直二愣子到家了！”

然而没想到的是，王近山这个“战争二愣子”却一语成谶，虽然他没有打到美国去，却快过了鸭绿江，把美国人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1951年3月1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入朝作战，领兵带队的正是王近山。入朝之前，王近山专门拜访了林彪。于是他趁这个机会，赶紧向林彪讨教美军该怎么对付。面色阴沉、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想了想，只吐出了一个字：“熬！”

一开始，王近山并没有领会“熬”字的精髓。因此刚一入朝，这位常胜将军就吃了个大败仗。

进入朝鲜之初，王近山并没有把美军放在眼里。第五次战役爆发后，王近山被放在了中路，负责撕开敌军的防线。他的60军被一分为三，181师和179师分别作为第一、二梯队。180师作为预备队。

战役爆发后，181师和179师分别被配属于另外两个军。因此180师只能独立承担60军整个军的作战任务。然而到了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场风云突变，我军因为粮弹短缺而被迫北撤。就在此时，美军在悍将范弗利特的指挥下，突然发动反击。他效仿我军的穿插战术，向我军后方猛插，数十万大军陷入了美军的包围。

然而我军官兵大多身经百战，各军各师交替掩护，大多杀出了包围圈。然而180师，是一个刚由地方部队提升为野战军的师，战斗力不强，部队首长也是政工干部出身，因此在撤退时酿成了大祸。

撤退时，王近山电令韦杰，让他掩护伤兵北撤，而韦杰却误解为“60军必须掩护全兵团伤员运送”。因此，韦杰也电令180师，停止北进，继续在汉江以南掩护全兵团伤员转送。

王近山没有说情，韦杰也领会错了意思，这可害苦了180师。最终180师因为撤退不及，陷入了美军及其盟军的重围中。面对如此危局，师长郑其贵又惊慌失措，分散突围，导致全师人员大部牺牲或被俘，仅有4000多人逃出生天。

180师的失利，让王近山懊恼万分，心中充满了自责。第五次战役时，王近山恃勇而进，所用的仍是国内战争的打法。然而从火力和机动性上来说，美军比国军、日军都要强出许多，这是王近山始料未及的。同时也是王近山首战即吃败仗的原因。

1951年，王近山从前线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180师的情况。在中南海，毛泽东详细听取了王近山的报告和检讨。最后，毛泽东并没有过多的怪罪王近山，而是首先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这一仗打大了一些，打急了一些，也打远了一些。”

其后，毛泽东又询问王近山：“你作为兵团司令，对今后的作战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毛泽东的问题，王近山实际早在进京之初就有了想法。他胸有成竹地说道：

“主席，我认为在朝鲜我军应采取以阵地为依托，局部反击的歼灭战，不打则已，要打就吃掉敌军一块，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美军要来在朝鲜，咱们就和他消耗，看谁耗得过谁。”

经过第五次战役的挫折，王近山已经充分领会了林彪“熬”的精髓。面对火力强大但又意志力相对薄弱的美军，最佳的作战方式不是硬拼，而是拖延。随后，王近山谈了谈修筑建筑工事，积小胜为大胜的方法。

听完王近山的讲解，毛泽东颇为欣慰，他重新燃起一根烟，夸赞道：

“王近山，你不愧是我军优秀的军事人才，名副其实的一员战将。我和三个兵团的三个军长都谈过，他们也提出了类似的办法，但都没有你讲得深刻。回朝鲜，你向彭总汇报一下，我正在考虑对美军作战的总方针。”

回到朝鲜后，恩仇必报的王近山决心在美军那里找回场子，他特别期待与范弗利特的第二次对决。范弗利特，本是西点军校学生，与艾森豪威尔是同届学生。但当艾森豪威尔成为四星上将时，范弗利特才只是一个团长。但在二战中，范弗利特却开发出自己的打法，最终青云直上，成为美国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可谓是大器晚成。

范弗利特迷信火力，能用大炮轰，绝不用人命去堆。因此他每次作战所消耗的弹药量，均为其他将领的数倍，因此其战术也有“范弗利特弹药量”的称号。经过范弗利特炮击洗礼的我军阵地，常常整排、整连、整营的牺牲。其炮火所经之处，到处都是焦土，地面和月球表面没什么分别。

因此，要击败范弗利特，就必须先战胜他可怕的“弹药量”。而王近山对此，也动足了脑筋。

在王近山3兵团的防区，他深挖洞、广积弹药和粮食，在战区一线形成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乘坐美式吉普车，王近山视察了自己的防区。看着自己阵地上完善的坑道，不禁感叹道：

“有这样的坑道，这样的防御体系，基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看来，我们要打一种以往在国内战争中没有打过的现代化规模的阵地战了！”

来到平康方向的西方阵地，王近山站在交通壕里，他手指着前方美军阵地的方向，哈哈大笑，然后吼道：

“范弗利特，我等着你来进攻，我准让你无功而返。”

1952年初，美国政局暗潮涌动。此时的“联合国军”，已经再次换了主帅，由李奇微换成了克拉克上将。在李奇微任下，范弗利特一直认为自己有志不能伸。他多次请求李奇微，希望能够对中朝联军发动一次攻势作战。然而李奇微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每次都掷回了范弗利特的作战计划。

“”新官上任三把火”，克拉克决定改变李奇微的保守战术，因此采纳了范弗利特的进攻计划。而进攻方向，则瞄准了3兵团15军所据守的五圣山。

3兵团据守的地区，被美军称为“铁三角”，所谓“铁三角”就是铁原、平康、金化三郡的简称，这是因为三个郡之间距离相同，形成一个全等三角形。15军的防线，像一条弯弯的绳索，截断了“铁三角”。五圣山的位置，位于“铁三角”的中部，只要占领这里，美军就可以长驱直入，攻占“铁三角”地区。

1952年9月，范弗利特登上鸡雄山，并用望远镜不断地观察着五圣山的两座小山丘——597.9高地和537.7高地，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上甘岭。随后，他指着两座高地，对美国第九军军长詹金斯少将说：

“看到这两个山丘了没？三角形山和五圣山嵌入我方阵地，非得拿下它们不可！”

詹金斯少将附和道：“没错，是该向红色中国摊牌了！”

范弗利特闻言大笑：“说得好，那么这次行动就叫“摊牌行动”吧！”

按照范弗利特的想法，拿下这个两个小山包，大约需要五天时间，大概会伤亡200人。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一场在他看来相当“容易”的战斗，竟让他花费了43天，填进了2.7万士兵，丢下了数之不尽的尸体。

就在范弗利特紧锣密鼓准备进攻五圣山时，王近山也在指挥所里皱着眉头，判断着美军可能进攻的方向。在五圣山的两个小山包，驻守着15军第45师，并不是该军战斗力最强的师。在那里，战士们用工兵铲和锄头修筑了最坚固的地下工事。

因此王近山推断，美军不可能迎难而上，攻打有坚固工事的五圣山，他们更可能将矛头指向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那里更适合敌人擅长的机械化作战。因此他将主要兵力，全摆在了平康谷地。这一次，王近山失算了。

首先，美军在15军30公里的防区上，全线发动佯攻，将我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平康谷地。随后在10月14日，美军突然集中两个师的兵力，以铺天盖地的炮火为支援，向两处高地发动如同海啸般的进攻。

“范弗利特的弹药量”，让上甘岭的表面阵地在顷刻间化为焦土，山顶被削平了好几米。炮火此起彼伏，一个炸点接着另一个炸点，将两个小山包化为了喷涌的火山，寸草不生的焦灼之地。很快，驻守在山头表面阵地的志愿军战士大部牺牲，剩下的战士只好躲进了坑道工事中。就这样，美军和韩军夺取了上甘岭的表面阵地，我军主力被压缩在山里的坑道中。

秦基伟曾回忆这一天：

“1952年10月14日这天，是我一生中最焦急如焚的日子。在我军阵地前，由西向东都是紧张的。”

到了晚上，我军从坑道中杀出，敌人也不硬拼，将表面阵地让给我军。但到了第二天，美军又用同样的炮火轰击上甘岭，我军在经历惨重的伤亡后，只好再次退回坑道。在往后的数天，都是这样的战斗节奏。所不同的的只是每天都要打掉两个新连队。

几昼夜的血战，迅速消耗了部队的有生数量，45师的血几乎要榨干。多年后，崔建功想起当年的惨状就痛得直摇头：

“打到16号、17号，前面没兵啦！我给秦基伟军长打电话：军长，我可以守，再攻就攻不动了！我只剩6个机动连队，其他逐步投入的15个连队都打残了，最少的只剩下几个人了。我给下了死命令，各团营再用兵,应以排为单位,超过一个排的兵力必须报我批准。不这么打，这仗就打不起了！”

就这样，45师攻不能攻，守不能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状态。到了10月18日，45师的残部集体退入坑道……

45师的情况很快就报到了王近山那里，秦基伟声音嘶哑地说

“王司令，打得太艰苦了！伤亡太大了……”

但是这一次，王近山的牛脾气上来了，压根没商量，他在电话里吼道：

“秦基伟，你听好了！今晚不把两个山头夺回来，你干脆去放牛吧！”

“啪”的一声，王近山砸了电话。

一个指挥员在燃眉之急时，常常用这种近乎蛮横的霸气和毫不留情的威胁体现出来的。10分钟后秦基伟立即打电话给了崔建功的指挥所，厉声道：

“告诉你崔建功，要是夺不回阵地，你就提头来见我吧！”

接到命令后，崔建功召集一次作战会议：“打吧！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现在崔建功毫无选择，只得将最后的6个连队推了上去。

战斗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全线都在告急。王近山和他的司机朱师傅驱车到前线视察。

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冬日少有的艳阳普照在山林之中。忽然，一只灰色的斑鸠突然落在前方一颗毛栗树上。王近山拔出腰间的手枪，然后问朱师傅：

“老朱，你说我能不能打中它？”

跟随首长那么久，朱师傅自然知道他的用意。王近山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在关键时刻，他都有点小迷信。王近山手上这把手枪，是他的好战友——熊厚发烈士送给他的。每当遇到难以抉择的时候，他都会用这把驳壳枪“算一卦”。

王近山见朱师傅紧张地说不出话，于是自言自语道：

“我枪一响，斑鸠落地，那上甘岭就是我的了！”

随后，王近山毅然扣动扳机，那只肥斑鸠应声而落。

“打中了，打中了，斑鸠落地了！”朱师傅长舒一口气，刚才真的太紧张了！

王近山乐呵呵地说：“是啊！我赢定了！”

事实上，王近山并不是真的迷信。这是因为王近山早就有了退敌之策。

回到司令部，王近山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第一通电话，是给志司的。他对邓华说：

“邓司令员，我请求将十二军调往五圣山方向，做兵团预备队，另外再调一些大炮，特别再调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给我！王牌保证上甘岭一定不会丢！”

紧接着，王近山又打了第二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给12军军长曾绍山的：

“绍山啊，12军准备上了，先调31师，再视情况调34师两个团和35师1团继续开上。”

第三个电话，是给王近山的老战友——洪学智。当年在四方面军，两人就是好兄弟，在电话里，王近山毫不客气：洪麻子，我缺弹药、食品和水，你必须立即供应，连我的司机警卫都饿花了。洪学智回话：“王疯子你别急，我想法供应，就是背，老子也给你背上来！”

在王近山的调遣下，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19日17时，喀秋莎火箭炮和103门山炮、榴弹炮一齐开火，将597.9和537.7高地炸成了火海。随后，崔建功派出4个机动连队，经过一夜的激战，终于夺回了阵地。

如此艰苦的战斗，让美军的鲜血也几乎榨干了。美韩军队已经先后投入了17个营的兵力，伤亡已经超过了7000。据美军一个随军记者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剩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范弗利特每天都来视察自己的部队，牺牲了如此之多的士兵，范弗利特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

现在就是拼意志力的时候了。24日，秦基伟向王近山汇报，45师的伤亡已经出来了，在仅有3.7平方公里的两座小山头上，45师的伤亡已经过了4000。仅仅七天时间，一个整编师就被打残了。这样的伤亡，让习惯于打恶仗、硬仗的王近山都倒吸一口冷气。

此时的王近山，每天都窝在自己的兵团指挥部中。这个指挥部的陈设非常简单，一张行军床和一张石壁上挂着的地图，子弹箱做成的桌子，五六台电话，除此之外几乎是没有。这让人很难相信，这竟是一个兵团司令的指挥部。

他每天都在跟后方和前方打着电话，整夜整夜地不睡觉。警卫员都非常担心，这位浑身布满伤痕弹痕的首长会累倒，因此希望做点好吃的，给他增加点营养。但是他却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轻松地对警卫们说：“我们都是穷人出身，吃点野菜就行了。”

由于王近山的掩体距离上甘岭前线不远，王近山经常能看到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一个连队在前线，往往只剩下几个人，但他们仍然顽强地进行战斗。

在反击作战中，一个叫薛志高的副班长的左腿炸断了，正遇到一个叫王合良的战士，他的双眼被打瞎了。于是，两人一商量，取长补短，合二为一。王合良背着薛志高，由薛志高指路，一直前进到3号阵地……志愿军战士的毅力，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极限。

同时，志愿军的牺牲，也到了惊人的地步。秦基伟甚至将自己的警卫连都派了出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96人的警卫连只有24人冲进了目标坑道，其他都牺牲在1500米宽的炮火封锁线上。其中，甚至连秦基伟最看中的警卫员王虏也牺牲了。他曾试图派人给王虏收尸，却发现除了弹坑和弹片，其他什么都没有。

24日，秦基伟向王近山汇报，45师的伤亡已经出来了，在仅有3.7平方公里的两座小山头上，45师的伤亡已经过了4000。仅仅七天时间，一个整编师就被打残了。

看到此景，王近山那股不要命的“拼劲”和“疯劲”就上来了，他已忘记自己是指挥几万人的司令官，拿着卡宾枪就要往外冲。这时，他身边的警卫七手八脚将他控制住。因为兵团党委早就做出决定，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警卫员在掩体口阻挡王近山随意出去。

随着战斗的不断演进，王近山认为，决战的时刻到了，是时候将12军这支总预备队派上战场了。为此，王近山叫来了面色憔悴秦基伟，他问道：“我问你，还能顶住吗？要是不行，我可以把12军顶上去。”

12军，是王近山的老部队，由6纵改编的12军是王近山的看家筹码。

秦基伟一下子急了，他涨红了脸，吼道：“不下，我不下，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王近山点了点头，欣慰地说道：“好！老乡，红安人就是要有这种气魄，一言为定，15军不下来，不过12军也要上，我把12军配属给你指挥了！

秦基伟把腰挺得笔直：“只要兵团领导信任我，我就咬牙打下去，保不住上甘岭，我提头来见！”

秦基伟走后，王近山立即将12军31师调了过来。10月31日上午十一时，12军副军长李德生赶到了王近山的司令部。王近山神情凝重地对爱将李德生说：

“德胜啊！战斗可能是空前激烈而残酷的，要准备斯大林格勒血战那样的一仗！一个战士，从战斗开始打到结束，就能指挥一个连！”

王近山言罢，立即对老首长行了一个军礼。他马上命令34师、35师的三个主力团迅速返回五圣山，马不停蹄地赶往15军的指挥部。送走李德生后，王近山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对兵团副政委杜义德说：

“李德生一上去，我可以放心睡一觉咯！”

11月6日，喀秋莎火箭炮山呼海啸，将敌军阵地打成一片火海。敌军再也支持不住，抱头鼠窜地逃下了597.9高地。

11月11日，对537.7高地的反击也打响了。战斗还是惊人的残酷，负责主攻的12军34师106团，每天都是整连整连地打光。18日，3营8连打光了；19日，7连打光了；20日，最后一个九连，也被打光了。教导员鲁亚里看到自己一个营全部报销，不禁呜呜地哭了起来。

3营报销后，2营又来接替。最终，敌军再也支撑不住了，只好放弃了阵地。红旗再次插在了537.7高地上。如今的美韩联军，已经被英勇的志愿军挤干了最后一滴血。曾经不可一世的范弗利特，也只能自吞苦果，宣布了战斗的失败。

战后的上甘岭依然是一片焦土，弹坑累累，大大小小的弹片俯拾皆是。但是王近山依然登上了山头，对着南面撤退的美军尽情地叫到：

“范弗利特啊！范弗利特，老子今天把你打尿了！哈哈哈！”

然而王近山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毕竟这场战斗的伤亡实在太大了，太多英雄好汉牺牲在异国他乡，甚至尸骨无存。15军和12军的许多营、连打得都换了一茬人，甚至换了两茬人。

1956年，上甘岭战役被拍成了电影，王近山特地观看，结果看到一半就泪流满面，起身离场。后来，王近山试着重看了很多次，都始终无法看完。上甘岭无疑是一座丰碑，但它也是一座坟墓，是一座埋葬着数万人血骨的巨大坟墓，这座坟墓压在王近山心头，他承受不了啊！

后来他经常说：

“上甘岭岂止一个黄继光啊，一百个一千个都不算多！多少志愿军小娃娃，他们个个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啊！美国鬼子几十万发炮弹射向上甘岭，两座不足4平方公里的小山，美军就动用了6万兵力……这是真正的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啊！《上甘岭》电影里反映的，连战场真实的百分之一都不够……”

真是字字泣血，句句锥心啊！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上甘岭战役，为王近山数十年的战争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1955年，王近山荣膺中将军衔。他是一个幸存者，是中国革命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幸存者，也是这段鲜血和牺牲历史的承载者。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