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势赫赫的皇城司只能压制内部，面对外来入侵之敌时，数千皇城司逻卒毫无用处了。

文／班布尔汗

若说起中国古代的特务机构，受影视剧影响，人们首先想到明朝。早年香港电影鼎盛时期的《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让东厂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而近些年的热映电影《绣春刀》系列，让人们痴迷于锦衣卫的华服兵刃，飞鱼服与绣春刀成为时尚。

明代确实是中古特务机构集大成的时代，把“缉事衙门”的权限和能力推到最高水平。既然是“集大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传承。三国时魏、吴两国都有校事，北魏有内外侯官，唐代有不良人、丽竟门和“察事所子”，五代有武德司，即使看似最为文治的宋代也有皇城司，都是直属皇帝，以“广布耳目”来“摘发幽隐”的特务机构。有了这些前辈，明代才会厚积薄发，出现了让人津津乐道的古代版“克格勃”。

宋朝尤其是北宋前期，给人的印象是文治斐然、君安臣乐，有着“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宗之法，让人难以和“特务政治”联系起来。那么，宋朝的皇城司是什么样的机构，在宋朝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从武德司到皇城司

宋代的皇城司，前身是五代时期的武德司。

五代乱世，秩序伦常荡然，子弑父、臣弑君都是家常便饭。五代历朝皇帝除了十分重视军权，还需要有自己直属的特务机构，以期能侦查事机，防患于未然。于是，武德司便从处理皇宫日常事务的机构发展成皇帝的特务机构。其长官武德使虽然只是正七品，却由皇帝身边的贴身心腹担任，或者干脆就是皇帝的贴身宦官担任，品低而权重，可以“威福自我”，让朝臣“胁肩低首，曲事不暇”。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宋《大驾卤簿图书》，描绘了皇帝前往城南青城祭祀天地时的宏大场面，其中不乏皇城司的贴身护卫。

到了后晋、后汉时期，武德司更是与侍卫亲军和枢密院并立，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三大势力。皇帝要靠他们侦缉朝臣不轨、武将反叛，甚至操办诛杀重臣。例如后汉隐帝要诛杀枢密使杨邠、中书令王章、三司使史弘肇、枢密使兼侍中郭威等重臣时，便是“用武德使李业等谋”。

五代毕竟秩序太过混乱，皇帝的安全还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对军队的掌控。即使情报工作搞得再好，一旦军队失控，也不免身死国灭。就如后汉隐帝靠着武德司诛杀了杨邠、王章、史弘肇，要诛杀掌控兵权的郭威却失了手，反而被郭威兵围汴梁，城头上的王旗从后汉变成了后周。

也许正因为如此，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两代帝王对武德司都不甚重视。尤其是柴荣，正常的父死子继，且自己文武全才一代英主，有充足的合法性和能力掌控内外。武德司的重要性，便随之式微。

而当柴荣英年早逝后，其不重视武德司的弊端便暴露了。赵匡胤陈桥兵变前，“都下哗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可后周宫廷是“惟内廷宴然不知”。结果赵匡胤兵不血刃政变成功，轻而易举地从孤儿寡母手中夺走柴荣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建立了北宋。

有了前车之鉴，宋朝开始着力重视、加强武德司。

宋太祖赵匡胤首先把大批精锐部队划归武德司，建立起了一支独立于殿前和侍卫两军之外的新军。官兵均由皇帝亲自挑选，六千之众由不得任何人插手的皇帝亲兵。他们负责保卫皇宫，“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

除了保卫皇宫之外，武德司更大的职能便是伺察、探事：“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武德司的侦查人员，由宋太祖“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让他们“周流民间”，以便“密行伺察”。所察之事，如官员、军人的非法、阴谋活动，官员的经济问题以及民俗异事及谤议朝政等等，无所不包。因此，武德司虽然是皇帝亲军，宋代人都直接称之为“探事司”，而侦查人员“俗呼为察子”。

至于武德司的执掌者武德使，自然是皇帝的绝对心腹。第一任武德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幕府旧僚”王仁赡。王仁赡为人阴险，精于手腕，迅速扭转武德司无所作为的局面，成为“中外益畏其口”的恐怖所在。即使权势颇重的宰相赵普，一见到宋太祖单独留王仁赡说话，也惊惧不已，从而上奏：“仁赡奸邪，陛下昨日召与语，此人倾毁臣。”宋太祖不得不下诏安慰他：“我留王仁赡说话，见我教谁去唤来，你莫肠肚儿窄妒他，我又不见是证见，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恼官家。”

王仁赡之后，先后又有刘知信和王继恩被任命为武德使。刘知信是宋太祖的姨表弟，其母是宋太祖母亲杜太后的亲妹妹。刘知信年幼丧父，三岁时就寄养在宋太祖家中，和宋太祖如兄弟一般。王继恩则是宋太祖最宠信的宦官，“特承恩顾”，名字都是宋太祖的御赐。

为了让武德司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宋太祖还规定其不隶属于政府系统，完全秉承皇帝个人的意志行事，不受官僚集团的掣肘。所谓“依祖宗法，不隶台察”，任何监察都无权对武德司置喙。

于是，宋太祖耳聪目明，朝野上下大事小情无不了然于胸。许多宋人笔记曾经称颂宋太祖能够“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便是武德司察事的功劳了。

976年，宋太祖去世，其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继续重用并加强武德司，太祖时期的官员继续发挥作用，如王仁赡就为宋太宗清洗了其本最亲信的“上南府时勋旧戚里用事吏”十余人，充分展现了无论皇帝是谁都惟皇命是从的特色。武德司也完全成为了集侦查、缉捕、鞫讯、收监等一系列行政职能于一身的特务机构。

不过，武德司一味逢君之恶，也使得朝野侧目，声名狼藉。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宋太宗于981年将武德司改名为皇城司，执掌官员也由武德使改为“勾当皇城司”，并规定皇城司的长官就是“勾当官三人”。之后历朝都有增减，少时三人，多时能达到十几人之多。

虽然改了名，但新瓶装旧酒，皇城司仍是皇帝专属禁卫武装和特务机构，且权力还有所扩大。两宋三百年，皇城司一直是皇帝手中的维稳利器。

皇城司的“勾当”

“勾当”一词在古文中本无贬义，是主管、料理的意思，“勾当皇城司”也就是皇城司主管。可今人理解的勾当，便是不光明正大的事情，而这正与皇城司的职责相匹配。

皇城司的“察子”即密探，都是有着正规编制的士兵，要真想调查出隐秘，就不可能如电影中锦衣卫穿着飞鱼服招摇过市，而是要“变服觇逻”，穿便衣隐藏身份秘密侦查。可宋代的士兵又称“黥卒”，都是要在脸上或者手臂上刺字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并展示部队番号，这样一来即使穿便服也会被人认出。皇城司的士兵便有了特殊优待，在“髀间雕青”，即在大腿上刺字，可放心地身着便服进行秘密活动。

察子的工作有着严格要求，不但有“每日差入内探及抄札班次姓名”的考勤制度，而且要求其所探之事力求广泛详细，不厌繁琐。哪怕无关紧要，也要禀报，如果一连十天没有收获，可就要“若十日不探到事，即决杖”了。

从皇城司（武德司）建立之日起，其职能已确定。无论皇帝如何更迭，职能都不会改变。但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不同，皇城司的“工作重点”会有所侧重。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天下尚未统一，五代“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惯性还未消除，皇帝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并分相权，收军权，以建立一个“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的统治体制。这一时期的皇城司的目标，主要是对官员、军队的监察刺探以及整肃，不过于关注其他。

从宋真宗开始，中原统一，与北方辽朝媾和，内部的拆分相权和强干弱枝的改革已完成，进入承平时代。皇城司的“察事”就开始扩及方方面面，相比开国两朝，天眼无处不在的感觉越发明显了。

宋真宗时，宋朝内部最大的事便是“天书”和“封禅”闹剧，让延续千年的泰山封禅从此丧失神圣性，也使得朝野谤议丛生。皇城司一般性的侦查已经满足不了皇帝的需要，宋真宗曾亲自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收集街谈巷议，以防民怨。对于官员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名相寇准被罢为河南通判时，临行前去宰相王旦家告别，王旦设宴款待。次日，王旦上朝，真宗突然言道：“昨日知有客甚欢。朝廷无事，大臣和睦，诚可喜也。”不仅王旦，在场众臣“闻者莫不悚然”。

宋真宗毕竟是被后世评价为“英悟之主”的帝王，虽然用皇城司监察内外，但对臣下管理甚严，皇城司也不例外，他毫不纵容皇城司勾连朝臣和地方豪强。其宠信的内侍雷允恭因交通宰相丁谓，欲为勾当皇城司一职，真宗知道后立即将雷允恭下狱。勾当皇城司张耆与洪州豪强赵谏交游，受其贿赂为其求官，被宋真宗降职贬官。

到了宋仁宗朝，虽然仁宗是被后世极为推崇的仁厚之主，但毕竟是皇帝，且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作为官家利器的皇城司自然不会因官家仁厚而形同虚设。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上书弹劾宰相吕夷简而被贬饶州，亲友送行时不敢多言，随即散去。唯有王质在邮亭“独留数夕，抵掌极论天下利弊”。归来后，王质的朋友警告他，他与范仲淹的“一笑语、一樽俎”都会被皇城司察子“采之皆得其实”，要大祸临头了。王质却说：“果得觇者录某与范公数夕邮亭之论，条进于上，未必不为苍生之幸，岂独质之幸哉! ”王质光明磊落，不怕密探，仁厚的仁宗没有打击其“论天下利弊”的言论。但范仲淹其他亲友在送行时不敢多言，足见仁宗朝皇城司的威慑力了。

仁宗朝皇城司比之前朝，因仁宗的宽厚，各种擅权乱法的行为逐渐增多。例如“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有司审理，发现不实，要求吴清对证。皇城司却庇护不遣，仁宗亦默许。监察御史专为此事上疏道：“陛下虽惜(吴)清，恐不复闻外事矣。”但皇城司有祖宗之法“不隶台察”，御史的上疏自然无用。

群牧判官李寿朋是一位“击断甚敏”的能吏，得罪了皇城司，被“皇城卒逻其纵游无度”，结果被贬至汝州。三司副使陈贯手下的胥吏欲陷害他，借口为他筹办家宴，故意在闹市售卖少女，声称是奉命为之，其事被“皇城密逻者俾潜以闻”，陈贯因此被革职。宦官罗崇勋因索要官田被拒绝，便唆使皇城卒诬告陈留知县王冲“市物有剩利”，致使王冲被流放雷州。

官场上如此，对于民间舆论的管控也无所不至。例如仁宗时民间有“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拥沙”的民谚，皇城司查访后上奏：“恐是不祥之语，乞行禁止。”于是，这么一句无头无脑的民谚便成了禁语，谁再传播便要治罪了。

皇城司鼎盛时期，是从宋神宗开始。因为王安石变法，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宋神宗面对朝野汹汹的反变法浪潮也要一力压制，皇城司的作用便大为彰显。皇城司察卒的人数增加到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神宗心腹宦官苏利涉、石得一先后任勾当皇城司。苏利涉比较保守，还是遵循皇城司的老规矩“循故事，逻者报事，不皆以闻”，也就是虽然事无巨细都要侦查，但会有所取舍，凡是认为不重要的便不向皇帝汇报。这种做法自然不能满足神宗的需要，于是石得一将之取代，“事无巨细，一皆奏御”，乃至到了“纵遣逻者，所在棊布，张穽设网，以无为有，以虚为实”的程度，“民间往往以飞语受祸”。

被皇城司侦缉到的所谓犯人，会被以“内降公事”的名义直接交于大理寺处置，名为“诏狱”。而大理寺也会速审速办，“知所告不实，事或微末，不度是非，一切询报者之语，委成狱吏，不复亲听……锻炼罗织,必致以罪”，朝臣百姓往往因一句牢骚，或是被仇家诬陷便获罪，“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以至于“都人惴慄，不敢偶语，兢兢朝夕，莫能自保”。

直到神宗去世，有了“元祐更化”，这种恐怖气氛才得以缓解。执政的高太后“减皇城觇卒”，又“黜降中官石得一，使居闲地”，并且“寻又置司理诉，辩明幽枉”。审查神宗时期皇城司所办的“坐数万人之狱”，结果“凡所平反十至七八”。

虽然有这一番“小阳春”，但毕竟熙宁变法使得宋朝“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士大夫集团党争愈演愈烈，朝局不断在新政、旧政之间摇摆，君臣之间的互信与和谐大为削弱，各种暗流涌动，作为皇帝维稳利器的皇城司自然不会因一蹶而不振，只会不断壮大。

例如宋哲宗朝，皇城司便又“添广察逻人数”。因为一次彗星出现，为了压制朝野议论，皇城探事卒“散之通途永巷”，即使“夫妇丑诋之言,仇隙怒传之语”都要侦缉上报。这使得“人人跼蹐，各各疑虑，亲戚不敢诚，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视，手不敢直指”。

甚至，皇城司都可以主办废黜皇后。哲宗孟皇后因为女儿福庆公主生病，不顾宫中禁忌“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结果被指用厌魅之术诅咒哲宗。皇城司奉命将孟皇后身边“宦者、宫妾几三十人”逮捕审讯，审问过程中“榜掠备至，肢体毁折，至有断舌者”。屈打成招后，侍御史董敦逸复查，发现犯人们都已经“气息仅属，无一人能出声音”，根本无从查问。董敦逸在被胁迫之下只得“以奏牍上”，于是“诏废后，出居瑶华宫”。

有效制内却不能攘外

北宋末年，末代皇帝宋徽宗的皇权集权达到北宋时期的巅峰。“祖宗之制坠废殆尽，而政事号令悉出阍寺”，宦官作为皇帝的内侍，既可掌兵，又可干政。而外朝宰相以蔡京为代表，不过“宰相充位，奉行文书”而已。

皇权达到巅峰，作为皇帝专属特务的皇城司水涨船高。徽宗在勾当皇城司的基础上特设提举皇城司一职，并打破“宗室不领职事”惯例，让皇三子赵楷担任此职，欲以之代东宫而继任新君。想要易储，则让心仪的皇子担任皇城司长官作为预备，皇城司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因为皇城司权力过大，神宗曾下诏“兵察皇城司”，将皇城司置于台察之中，以加强管理。但在徽宗朝，借口皇子提举皇城司，“因人废法”，再次让皇城司“不隶台察”。于是，皇城司侦缉办案更为肆无忌惮，一个卖菜翁在都城宣德门下迷迷糊糊说了几句话，都能被逻卒“捕之下开封狱”，最终“于狱中尽之”。

虽然皇城司威势赫赫，但只能压制内部。当面对外来入侵之敌时，数千皇城司逻卒便毫无用处了。到“靖康之变”时，皇城司不但没能保护得了徽、钦二帝，其所在反而成为金人处理宋朝的场所。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索太上皇、帝后、诸王、妃主为质，时辅太子留守、少傅、同知枢密院孙傅，留太子不遣，即“寓直皇城司”内。随后，金人威逼另立异姓，众官又于皇城司集议，最终决定以张邦昌为帝，建立伪楚。而当金朝要挟宋改定都城时，也是让百官“于皇城司议迁都之地”。

保卫赵宋皇帝的皇城司，成为外敌议定赵宋存亡的地方，这可算是绝大的讽刺了。

南宋建立后，皇城司仍然没有被抛弃，反而再经历了一次辉煌。宋高宗称帝之后，第一时间重建了皇城司，并不断壮大。当时有大臣上疏建请御史台监督皇城司，而高宗驳回：“皇城司系专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隶台察，已降指挥更不施行。”从此再无人提出将皇城司由台察监管，皇城司彻底解绑。

当皇城司与禁军发生冲突时，皇帝也以保护皇城司为重。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神武中军的士兵与皇城司逻卒发生冲突，“击伤逻卒”，高宗立即令神武中军统制官杨沂中将犯事士兵绑送大理寺治罪，甚至有人提出“其统兵官亦乞严示惩戒”。

在皇帝的培植保护之下，虽然江山只剩下了半壁，皇城司却比北宋时期还要威风，权力更大。察事卒“游于市间”，一旦听到有人“言其奸者”，便可“即捕送大理寺狱杀之”。神宗时代，倒霉鬼被皇城司查到，会被“锻炼罗织，必致以罪”，已经让人“不敢偶语，兢兢朝夕”，但还会有关押、审讯过程，即使定罪也大多不是死刑。而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倒霉鬼竟然会被直接“杀之”，可想而知其恐怖氛围会让人何等窒息了。

高宗之后，皇城司又经历了一些周折，但始终存在。但正如北宋的皇城司面对金军铁骑毫无作用一样，南宋皇城司面对元军时也是既不能侦察其军情，又不能抵抗其武力。当南宋灭亡时，皇城司也随之一起毁灭。

正如“校事”一职在形式上虽然伴随着三国的灭亡而灭亡，其制度内涵却在随之而起的“内外侯官”上得以寄存发展。“内外侯官”伴随着北魏灭亡，其制度内涵在随后的“不良人”与“丽竟门”上得到体现。皇城司的衣钵自然也有后来人，那便是在明朝，集前代经验而大成的厂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