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越个人资料(李菲儿的个人资料简介)

五代宋初，大藏经处于从写本藏经到刊本藏经的过渡期，《开宝藏》的刊刻标志着刊本大藏经的诞生。然而，与刊本藏经同时并起，北宋初期江南地区还写造了一批写本藏经。前人对宋代藏经的研究，多侧重于刻本藏经，这些写本藏经，仅《金粟山藏经》稍有研究。除此之外，《法喜寺藏经》《崇明寺藏经》《海惠院藏经》《景德寺藏经》等宋代写本藏经尚乏专门研究，本文搜辑了目前所知几种宋代写本藏经的零本，希望为大藏经研究提供一些新资料。

引言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藏经主要是以写本的形式流传。由于藏经的规模庞大，卷帙浩繁，一套完整藏经的写造往往需要一批经生共同抄写完成。入宋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逐渐普及，佛教藏经逐渐从写本时代过渡到刊本时代。北宋开宝年间，《开宝藏》的开雕拉开了刊本藏经的序幕。其后，渐次开雕了《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碛砂藏》等藏经，刊本藏经逐渐取代了写本藏经的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入宋以后写本藏经就已消失。[①]方广锠先生在对写本藏经分期时，提到写本藏经曾经经历了与刻本并存的阶段，其时间从《开宝藏》的刊刻延续到北宋末年。[②]其实，在北宋末年以前，江南地区还流行着几种写本藏经，其中流传至今的有：1）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经（《金粟山藏经》）、2）华亭县敕赐海惠院大藏经（《海惠院藏经》）、3）秀州海盐县法喜寺转轮大藏经（《法喜寺藏经》）、4）江宁府句容县崇明寺大藏经（崇明寺藏经）、5）昆山县景德寺大藏经（《景德寺藏经》）、6）大和宁国藏经。

在诸种宋代写本藏经中，关注较多的是《金粟山藏经》。《金粟山藏经》的研究渊源有自，系统的研究自清代学者张燕昌始。张燕昌为海盐县人，痴迷于《金粟山藏经》，号金粟道人，著有《金粟笺说》《藏经纸说》二书，辑录了《海盐县图经》《金粟寺记》等史志中与《金粟山藏经》有关的材料，还著录了自己所藏、所见的《金粟山藏经》《法喜寺藏经》《崇明寺藏经》等宋代写本藏经。日本京都博物馆藏有《金粟山藏经》本《内典随函音疏》卷三百七，牧田谛亮和高田时雄先后对此写卷进行研究。[③]李际宁以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藏品为中心，在《佛经版本》一书中辟有专节介绍《金粟山藏经》，言及金粟山藏经纸的特殊之处以及作伪的手法。[④]沈津汇总了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所藏的《金粟山藏经》写卷，总计有二十五件。[⑤] 2009年，德宝秋拍上流出一件过云楼旧藏《内典随函音疏》卷二百六十四。[⑥]高田时雄又对这件写卷进行了研究，发表在《敦煌写本研究年报》上。[⑦]姜勇考察了历代金粟山藏经纸的流失情况，认为金粟山藏经纸原本籍籍无名，只是众多藏经纸中的一种，直到乾隆年间经宫廷和张燕昌的推崇才逐渐为人所重。[⑧]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出，前人对《金粟山藏经》有一定的研究。相对于《金粟山藏经》，法喜寺、崇明寺、海惠院、景德寺等宋代写本藏经由于存世写卷数量更为稀少，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乏专门之研究，仅梶浦晋先生介绍了几种宋代写本藏经的概况，但是对传世史料以及新发现的藏经零本关注有所不足。[⑨]有鉴于此，本文调查搜集了《金粟山藏经》以外现存的诸种宋代写本藏经零本的情况，以冀为写本藏经研究略尽绵力，提供一些研究资料。

一、《法喜寺藏经》

法喜寺与金粟寺同位于海盐县，该寺在县城西南三十里，从地理位置来看，与金粟寺很近，相距不过五里。法喜寺在宋代熙宁年间也曾写造过一部藏经。据《海盐县图经》记载：法喜寺原名通玄寺，是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所置。唐载初元年（689），武则天将其改为重云寺。[⑩]宋祥符元年（1008）赐额法喜寺，绍兴九年（1139），法喜寺改为禅寺。[11]方志和石刻史料中记载的《法喜寺藏经》相关的资料甚少，《海盐县图经》引徐绍增《法喜寺重请藏经碑记》云：“子顾子建阁法喜禅寺，请大藏教典六千四百余卷庋之……本寺旧有藏经，吾不忍其毁废而终泯耳。”[12]徐绍增所说的本寺所藏“旧有藏经”，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写本藏经。

现存《法喜寺藏经》仅有一卷，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八十九，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该卷卷首题“秀州海盐县法喜寺转轮大藏”，有“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印，原为清宫藏品。《秘殿珠林续编》中亦载有此经卷，尾题“大宋熙宁十年（1077）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起首，勾当写造大藏赐紫沙门思恭志”，此卷有张燕昌“燕昌飱霞馆”藏书印，原为张燕昌所藏，但《金粟笺说》中未载此经卷，张氏所藏不知何故流入清宫。

除此卷外，文献中也有《法喜寺藏经》的记载。清秀水人钱载(1708-1793)《萚石斋诗集》有“金粟寺”诗，诗句“天册吴碑目，熙宁宋藏经”下注：“余家收有熙宁藏经半卷。尾页款云：大宋煕宁十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起首，勾当写造转轮大藏赐紫沙门思恭志。”[13]虽然钱载诗所咏为金粟寺，然其所载半卷写经之款识与现存《法喜寺藏经》同，故知其所藏应为《法喜寺藏经》。

二、《海惠院藏经》

海惠院位于松江府西六十里的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与金粟寺、法喜寺相距亦不甚远。此寺建于宋建隆初，里人姚廷睿舍宅為寺，初名“兴国福寿院”。治平元年（1064），改额为海惠院。[14]据《金粟笺说》记载，海宁周松霭藏《元搨淳化阁帖》题签皆宋藏经笺，上有圆印，文曰：“兴国福寿院转轮大藏经”。[15]海惠院治平元年之前名为“兴国福寿院”，周松霭为海宁人，距海惠院甚近，他收藏的藏经笺有可能即从海惠院流出。陈舜俞撰《海惠院藏经记》记载了该寺藏经的概况：“秀州，槜李之奥瓖；华亭县，唳鹤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有人烟之富；海惠院于其间，为兰若之胜。先是赐紫僧奉英智力肤敏，杰为主者，乃募人书所传之经。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吴氏子行义施，号为长者，为之募财僝工，作转轮而藏之。”[16]海惠院僧人奉英主其事，[17]召集经生抄写经典，写成一藏。藏经的规模与《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同为五千四十八卷。[18]藏经写成以后，又在当地人吴氏的帮助下募集钱财，修建了一座转轮藏来安放这些经典。

《海惠院藏经》现存六卷：

1.《法苑珠林》卷六十五，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卷首题“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 陪 二十一纸”，尾题“圣宋治平元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五日起首，四明冯预敬写；精严寺沙门楚颜校证；住持募众缘写造大藏赐紫沙门守英；造藏檀越渤海吴延亮、延宥；耆宿讲经律论沙门昭益；法属沙门守荣、守宁。”卷末有“徐惠、翁秀、陈义舍墨”墨印。其中造藏檀越吴延亮、吴延宥，即陈舜俞《海惠院藏经记》中所说“居人吴氏子行义施，号为长者”。

2.《付法藏传》卷六，藏于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19]该卷缺卷首，仅存三纸，卷尾题记云“圣宋治平元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五日起首，钱塘郭骘敬写；精严寺沙门楚颜校证；住持募众缘写造大藏赐紫沙门守英；造藏檀越渤海吴延亮、延宥；耆宿讲经律论沙门昭益；法属沙门守荣、守宁。”卷尾同样有“徐惠、翁秀、陈义舍墨”墨印。虽然卷首已残，但是根据卷末题记与墨印，可判断此经卷亦为《海惠院藏经》。

3.《历代三宝纪》卷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卷亦载于《秘殿珠林续编》，卷首题“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席 二十纸”，另行书写卷名“《历代三宝纪》卷第八《译经苻秦、姚秦》”。[20]尾题“圣宋治平元年岁次甲辰四月十五日起首，四明冯预敬写；精严寺沙门楚颜校证；住持募众缘写造大藏赐紫沙门守英；造藏檀越渤海吴延亮、延宥；耆宿讲经律论沙门昭益；法属沙门守荣、守宁。”[21]卷尾也有相同的墨印。

除此之外，据池丽梅的调查，《海惠院藏经》尚有《续高僧传》卷八（2019年保利春季拍卖，千字文帙号“承”）、《续高僧传》卷十二（辽宁博物馆，千字文帙号“达”）、《续高僧传》卷十六（京都博物馆，千字文帙号“达”）。[22]

三、《崇明寺藏经》

崇明寺位于江苏省句容县，初建于西晋咸宁中，郡人司徒舍宅为寺，初名义和。昭明太子萧统曾描绘该寺的样貌，当时有三十六院。唐会昌年间，因废佛政策寺院衰颓。宋太平兴国年间，改赐崇明寺。宋人马云夫撰有《崇明寺转轮藏记》，今已不存。[23]《江宁金石记》载元僧廷俊至正五年（1345）撰《崇明寺藏经院碑记》：“诸院皆习瑜迦教法，惟经藏为禅院。寺有藏经，相传有七人者过之，仪状甚伟，手书是经，合为一藏，字画宛如出一手。”[24]相传七人为北斗神，下凡手书是经，因此《崇明寺藏经》也称为“斗书毗卢法宝”。

《崇明寺藏经院碑记》后有严观按语，记录了五卷《崇明寺藏经》：“吾乡盛仲交先生家旧有佛经二卷：一署姑苏陆松书《道行般若经》，一署鲍升书《楼炭经》。后题“大宋元祐五年（1090）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书造”，又钤以“句容禅经藏禅寺斗书毗卢法宝”。延陵姜二酉家亦藏三卷：一钱唐张晖书《大云经》及《般若经》；一昆山潘泽书《法轮经》，后署年月朱印与盛藏俱同。”[25]盛仲交即盛时泰，他收藏的两卷写经收录在其《苍润轩碑跋记》中：“予办收两函，一为《道行般若》，卷后书‘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陆松书’；一为《楼炭经》卷二，后书年月同，惟姓字是鲍升者。……但前有朱砂印曰‘句容经藏禅寺斗书毗卢法宝’，则又明言之，不知何也。”[26]姜二酉即姜绍书，其收藏的三卷写经见《韵石斋笔谈》：“余舞象之年闻其说而异之，留意采访，后先凡得三卷，皆朱丝界行，纸莹洁如玉，书体颇类眉山。其一为《大云经》，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钱塘张晖书；其一为《般若经》，亦庚午年张晖书；其一为《法轮经》，元祐五年庚午七月昆山潘泽书。”[27]

除了《崇明寺藏经碑记》中记载的这五卷《崇明寺藏经》，张燕昌在《金粟笺说》中也记载了他所见的两卷《崇明寺藏经》：其一为《大般若经》卷五百二，首题“江宁府句容县崇明寺大藏 巨 一十八纸”，尾署“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李?书；刘慷比证；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句当；写造僧守明；阁主僧永真；都劝缘兴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清济；当县郭下延宾里坊制置里（开福谨案：此四字疑有误）奉佛弟子江舜臣谨舍。”[28]另一卷为《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卷十一，首题“江宁府句容县崇明寺大藏 投 一十三纸”，尾署“大宋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写造，姑苏陆云松书；扬州僧子修校证；徒弟僧法隆、法典、景初、守象句当；写造僧守明；阁主僧永真；都劝缘兴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清济。当乡崇德乡卢汪村崇德里奉佛弟子凌守宗谨舍。”[29]

上述文献中所载的七卷《崇明寺藏经》现仅有张燕昌所见两卷存世。其中《大般若经》卷五百二后为日本古写经收藏家守屋孝藏氏所获，今藏日本京都博物馆。《说一切有部品类足论》卷十一，今藏上海图书馆。

四、《景德寺藏经》

景德寺位于昆山县西南，晋咸和二年（327）置，旧名“宝马寺”，景德二年（1005）改额“景德寺”。[30]景德寺普贤教院中有诸天阁，范浩作《诸天阁记》云：“昆山普贤教院有阁翚飞……予尝访禅者昙益，因见住持讲僧渊，问谁为此？具言：政和癸巳，苾刍义明演经丐钱创兴普贤殿，邑人沈饶募缘，增堂庑以侑道场。”[31]《秘殿珠林续编》著录《景德寺藏经》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三十四：“标题‘昆山县景德寺大藏，河，一十二纸’，款‘皇宋治平四年次丁未闰三月初六日起首写，勾当写大藏经并建经楼首座沙门子珍。有顾瑛题：‘大元至正癸卯六月二十九日顾阿瑛再阅于碧梧翠竹。’收传印记‘顾瑛’、‘在家僧勾吴世家’，俱墨印。”[32]此写卷目前仍存，藏于天津博物馆。[33]

另，清邓显鹤(1777-1851)《沅湘耆旧集》“题子然上人所藏宋子珍《波若经》手卷有引”言：“子珍，宋治平中人，手卷长可三丈余。首题‘大波若波罗蜜多经卷三百一十五’，想不止此也。卷尾云：皇宋治平四年岁次丁未闰三月初六日起首写，勾当写大藏经并建造经楼首座沙门子珍。七百余载，纸光如新，真缁林珍玩。”[34]此处子然上人所藏《大波罗蜜多经》卷三百一十五，尾题与天津博物馆所藏相同，故知其也为《景德寺藏经》之遗。

《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了淳华轩所藏《饶介书韩愈柳宗元文》一卷，云：“本幅金粟笺本。有‘弟子张子元’、‘景德大藏’二印”[35]。《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书并未区分诸种藏经纸，从纸上的“景德大藏”印可看出这里所说的“金粟笺本”实际上使用的就是景德寺藏经纸。“弟子张子元”的印记应是与《海惠院藏经》中“徐惠、翁秀、陈义舍墨”墨印类似的钤印，是发心信徒的印签。

五、其他宋代写本藏经

除了上述五种写本藏经外，据笔者所见，国内外图书馆、博物馆中还藏有一些其他宋代写本藏经。其中之一为《大和宁国藏经》。该藏经详情不明，国图存《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每纸三十行，行十七字，千字文帙号为“平”，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印，原亦为清宫旧藏。《秘殿珠林续编》将其列入宋代写经。此处，《秘殿珠林续编》还记载了另外两卷《大和宁国藏经》，分别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千字文帙号“平”；《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七，千字文帙号“育”。[36]但这三卷大和宁国藏经均无名款，无从得知其具体写造时间，参与写造人员等信息。据梶浦晋先生的调查，日本的诸种收藏目录中还记载了多件《大和宁国藏经》，但存世情况还需继续调查。2019年，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上亦出现两卷《大和宁国藏经》，分别为《华严经》卷五十一与卷五十二，但与国图藏本不同，这批经卷的卷轴中无藏书印鉴，流传情况不甚清楚。

山西博物院藏有《杂阿毗昙心论》卷十一，该卷卷尾题记云：“大宋至和二年（1055）癸未岁正月日净人怀证写记；校勘讲经论僧皓旻；都勾当讲经论寺主沙门智能；续藏弟子钟文逸”[37]，卷面及卷背有“钟文逸续藏纸”圆印。《金粟笺说》记载《秀州精严寺藏经》写造时间与此相同，募缘者为赐紫僧了乘，是否与此卷藏经同属《精严寺藏经》待考。[38]此卷的写造早于《海惠院藏经》的治平元年（1064），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宋代写本藏经。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沈礼书《文殊经》一卷。此经卷见载于《秘殿珠林续编》，原亦为清宫旧藏。该卷卷首无题，卷尾有题记：“圣宋熙宁二年（1069）己酉岁三月日历阳沈礼书；募缘写造藏经僧梵璿；勾当写经同较勘僧修穆、崇俊；维那僧梵称；监寺僧晓幻；同校勘首座僧了熙；住持传法沙门慧观。”（见图四）虽卷首无题，但从卷尾题记来看，该写经有专门的募缘写造僧与勾当写经僧，写经组织完备，所写的经卷应为写本藏经之零卷。卷首或原本应有题，应是流传过程中被裁截。该经卷写于熙宁二年（1069），与现在所知的其他宋代写本藏经时间均不相同，题记中所载之僧人也未见于别处，目前尚无法判断该写本藏经的具体名称。

余 论

现存的宋代写本藏经数量虽然不多，但由于处于写本藏经和刊本藏经的过渡期，反应了该时期藏经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目前研究宋代写本藏经的相关文献，引用的史料多未超出张燕昌《金粟笺说》的范围，未对各图书馆所藏的写卷进行系统分析，也没有结合方志、石刻文献中所载宋代经藏相关史料对宋代写本藏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目前佛教大藏经的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方广锠系统研究了敦煌出土的佛教写经，详细考证了唐代写本藏经目录与大藏经中千字文帙号的形成与流变，使得我们对写本藏经的发展与源流有更清楚的认识。[39]何梅详细考订了历代刊本藏经的雕造过程和藏经目录，我们对刊本藏经的认识也日趋深刻。[40]尤其是方广锠和竺沙雅章二人提出的刊本藏经的三系说为我们鉴别藏经的版本和厘定藏经的谱系提供指导作用。[41]以此为背景，若将《金粟山藏经》为代表的宋代写本藏经置于佛教大藏经从写本时代向刊本时代过渡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对宋代写本藏经的写造时间、规模、地域差异以及与唐代藏经的差异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相信会对于宋代写本藏经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关于这些问题，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从写本时代到刊本时代——江浙地区的宋代佛教藏经研究”（项目批准号：20JDZD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有些学者持此种看法，例如谷响《古代写本藏经考略》，参《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第180页。

[②]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③]牧田谛亮《行瑫の内典隨凾音疏について》，见牧田谛亮《五代宗教史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71年，第247-255页。高田时雄《可洪隨凾錄と行瑫隨凾音疏》，收入《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1994年，第109-156页。本文依据的是中译文《可洪<随函录>与行瑫<随函音疏>》，收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敦煌·民族·语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86-458页。

[④]李际宁《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2页。

[⑤]沈津《珍稀之品——北宋写金粟山大藏经》，收入沈津著《书林物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该文最早于2009年发表在沈氏的新浪博客“书虫老蠹鱼”中，收入书中时有所修改。

[⑥]此件写卷后又出现在2013年嘉德秋拍上。

[⑦]高田时雄《新出の行瑫 < 内典随函音疏に关すゐ小注 >》，《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六号，2012年，第1-12页。

[⑧]姜勇《金粟山藏经纸流失考》，《中国书法》2018年20期，第4-23页。

[⑨]梶浦晉《宋代の寫經の形式と字樣―大藏經を中心に―》，收入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シンポジウム：古典籍の形態?圖像と本文―日中書物史の比較研究》，東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国文学研究資料館，2011年，第103页-112页，中译文见第219-230页。笔者写作初稿时未发现此文，蒙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池丽梅教授赐示。大藏会编《新編 大蔵経：成立と変遷》，京都：法藏馆，2020年，第59-65页，此书第二编第一章写本时代，由梶浦晋执笔，对诸种宋代写本藏经有简要的介绍。除梶浦晋的研究外，池丽梅教授近期亦究心于宋代写本藏经之研究，对宋代写本藏经中的《续高僧传》有专门之探讨，赐示未刊书稿《东亚佛教研究的新资料与新方法——以<续高僧传>为例》第五章《北宋写本中的<续高僧传>——以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经本为中心》（待刊），在此一并致谢。

[⑩]《海盐县图经》卷三《方域篇·寺观》：“《吴地记》曰：‘通玄寺，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置。唐载初元年则天皇后改为重云寺，旧通玄寺移盐官县东四十里鲍郎市’”。【明】胡震亨纂《海盐县图经》，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589种，《海盐县图经》第1册，影印明天启四年刊本，第273页。

[11]《海盐县图经》卷三《方域篇·寺观》：“《永乐志》云：‘寺在县西南三十里，旧名通玄寺。宋祥符元年赐額“法喜寺”。绍兴九年改禅寺，内有准高僧塔……’。【明】胡震亨纂《海盐县图经》，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589种，《海盐县图经》第1册，影印明天启四年刊本，第273页。

[12]【明】胡震亨纂《海盐县图经》，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589种，《海盐县图经》第1册，影印明天启四年刊本，第276页。

[13]【清】钱载《萚石斋诗集》卷四十八，清乾隆刻本。

[14]【元】《至元嘉禾志》卷十：“海慧院在府西六十里白牛镇。考证：宋建隆初里人姚廷睿以宅为寺。初名‘兴国福寿院’，治平元年改今额，姚即为伽蓝神。”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影印道光十九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480页。

[15]【清】张燕昌《金粟笺说》，收入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16]【宋】陈舜俞《都官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09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492页。

[17]奉英，以下写本题记皆作“守英”，而“法属沙门”有守荣、守宁，故知当作“守英”为是。

[18]上图藏《法苑珠林》卷六十五千字文帙号为“陪”，为第507帙，《海惠院藏经》应增补了《开元录》以后续入的经典，实际卷数超过5048卷。

[19]图版见京都国立博物館, 京都佛教各宗学校联合会编《仏法東漸 : 仏教の典籍と美術 : 特別展観第一〇〇回大蔵会記念》，2015年，第23页。此书电子版承陈志远先生惠赐，谨此致谢。

[20]图版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法》，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452-457页。

[21]《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60-261页。

[22]池丽梅《东亚佛教研究的新资料与新方法——以<续高僧传>为例》第五章《北宋写本中的<续高僧传>——以华亭县敕赐海惠院转轮大藏经本为中心》（待刊书稿）。

[23]【明】盛时泰《仓润轩碑跋纪》：“《宋马云夫行书崇明寺转轮藏记》，右绍兴九年立，张休纯篆。云夫此书规模褚令，盖当时院体所遗。今石嵌于院壁，僧都不知之……”《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十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3147-13148页。

[24]【清】严观编《江宁金石记》，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三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0122页。

[25]【清】严观编《江宁金石记》，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三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0122页。

[26]【明】盛时泰《仓润轩碑跋纪》，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十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3153页。

[27]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按，张燕昌《金粟笺说》中亦引用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但仅提及《大云经》与《法轮经》两卷，不知何故，其文云：“余舞象之年闻其说而异之，留意采访，后先凡得二卷，皆朱丝界行，纸莹如玉，书体类眉山。其一为《大云经》，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钱塘张晖书，其一为《法轮经》，元祐五年庚午七月昆山潘泽书。”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28]张燕昌《金粟笺说》，收入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29]张燕昌《金粟笺说》，收入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30]《吴郡志》卷三十五《郭外寺》：“景德寺，在昆山县西南，即东晋所置宝马寺。”【宋】范成大撰《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15页。

[31]【宋】范成大撰《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15页。

[32]《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

[33]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此写卷的信息为：“卷轴装，高31.3厘米，长696厘米，一纸长58厘米。存十二纸，每纸二十八行，行十七字。朱丝栏。千字文帙号为‘河’。有‘乾隆预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秘殿珠林’、‘宣统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周暹’等印。顾阿瑛跋，天津博物馆藏。存一卷。”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34]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一百六十九，清道光二十三年邓氏南邨草堂刻本。

[35]《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62页。

[36]《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61-262页。

[37]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210页。

[38] “孙松亭（师锡）偕朱叔岩过侣鹤轩出示《大般若经》数幅，末署‘大宋至和二年岁次乙未三月十五日起首；募缘写造当寺校勘沙门赐紫了乘。’正背俱有钤印文曰‘秀州精严寺净土院大藏经’，纸较金粟、法喜略短，色泽光莹相同也。”参张燕昌《金粟笺说》，收入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39]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40]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41]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46页。竺沙雅章先生在1990年东方学会上，进行了“宋元版藏经的系谱”为主题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刊本大藏经系统的分类法，详细的研究成果参《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二部分《宋元版大藏經の系譜》(竺沙雅章著《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2000年)。

注：本文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冯国栋，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