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高君曼为什么离开仲甫

陈松年：陈独秀晚年唯一安慰，亲手送走五位至亲，子女皆不寻常

以后回家，切记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

这是陈独秀留给儿子陈松年最后的遗言，作为陈独秀的三儿子，也是陈独秀唯一留在大陆的血脉，陈松年的存在是陈独秀晚年生活最大的慰藉。

这个从青年时代便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又为革命奔波一生的革命志士，在临终之际，最想回到的却是当初他势要离开的故乡。

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大抵人们对于故土的眷恋在死亡的那一刻会被放大到无限大吧。

跪在父亲床前的陈松年此时泪水早已淹没了双眼，这个32岁的男人，此时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十分憔悴。

陈松年看着病床上 的父亲，憔悴的神情，让他对眼前的这个男人有些陌生。想着跟父亲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23岁的少年，但却是第一次见到父亲。

那时候哥哥陈延年和陈乔年已经去世，而父亲则被国民党关押在南京监狱，陈松年随母亲来探望父亲，看着父亲的处境，陈松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忍不住落了下来。

陈独秀对于儿子的这种行为非常反感，厉声呵斥道：

“哭什么哭，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哭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那时候的陈独秀，虽然痛失爱子，自己也深陷牢狱，但是却没有任何畏惧和软弱的表现，依然横眉冷对一切。

晚年的陈独秀

但是如今的陈独秀，却是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看着如今父亲的模样，陈松年心中五味杂陈。

陈松年出生于1910年，在他还未出生的时候，父亲陈独秀便已经带着姨母高君曼离开了安庆老宅，留在家中的只有母亲高大众和陈延年、陈乔年两个哥哥。

陈延年和陈乔年尚且见过父亲几次，而陈松年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这个角色则是一直空缺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陈松年无可避免地从小就活在母亲对于父亲的抱怨中，那时他不懂这些事情的原因，只记得母亲每日以泪洗面。

1913年8月末的一个下午，陈松年的祖父陈昔凡刚刚去逝，灵柩还停在家中。就在家人悲痛万分之际，军阀倪嗣冲带着一队人马，突然冲进了安庆城内陈独秀的家中，准备将陈家人一网打尽。

提前得到消息的陈延年和陈乔年爬上屋顶，逃到怀宁老家，而陈松年当时年仅3岁，在逃跑的时候慌忙间跌倒在了邻居家的大浴盆中。眼看年幼的陈松年嚎啕大哭，邻居大妈眼看敌人就要冲上来，赶紧上前在他的屁股上用力地拍打了数下，然后顺手将他的衣服扒个精光，将陈松年当做自己的孩子按在浴盆里洗澡，从而躲过了这一劫。

陈松年的成长过程远没有两个哥哥那样幸运，也没有那样精彩。年轻时候的陈延年和陈乔年曾四方求学，甚至漂洋过海去过法兰西和苏联。而陈松年只是守在安庆的老家中，虽然学习也很刻苦，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学未曾毕业，便早早辍学。

在陈松年17岁那年，大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铁骨铮铮的他拒绝向反动派低头，随后惨遭杀害被乱刃分尸，噩耗传到安庆陈家老宅，真如晴天霹雳一般。

祖母和母亲立刻哭得晕了过去，丧子之痛让两位老人一时无法接受。当时父亲和二哥尚在国民党的抓捕名单中，作为家中仅有的男丁，陈松年需要为大哥料理后事。

就这样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踏上了去上海的路，但当他们二人来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他们收尸，甚至连看都不让看一眼。

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哥哥陈延年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然后抱头痛哭一场，宣泄着自己心中的悲痛。

到了第二年，陈松年在大哥遇害的悲痛中尚未走出的时候，二哥陈乔年又在上海被杀害，同陈延年一样，他的后事依旧是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去处理。

国民政府仍然是不让收尸，当他们二人看到陈乔年倒在血泊中的那种惨烈之状时，心中的痛苦确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陈延年与陈乔年

两年内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姐姐陈玉莹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刺激，回家后便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也随二哥而去，年仅28岁。

此后，陈松年独自带着母亲和祖母，在安庆老家生活，大哥、二哥、姐姐都已经走了，能在膝前尽孝的人也只有他了。

1930年9月，陈松年的生母高大众也在郁郁中病逝，老人家一生养育了三子一女，但是临终前，却只剩下了一个陈松年在身边。对于高大众这样一个传统的封建女性来说，我们没办法让她承担太多的民族大义，但她这一生，却是苦了自己。

母亲离开后，陈松年成了家中的主人，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努力的维持着这个已经没落的家族。

几年后，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陈松年知道老家定然是待不下去了，便弄了几只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然后准备去找父亲陈独秀。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

从此，陈家彻底变得一贫如洗，在安庆再也无法立足了。

而在此时，被判了13年监禁的陈独秀提前被释放，然后经由武汉来到了江津城。

得知父亲到了江津之后，陈松年欣喜若狂，马上带着妻女和祖母，动身前往父亲处团聚。

对于儿子的到来，陈独秀一反常态的非常期待，从年轻时代起他就是个家庭观念淡漠的人，但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对于家庭和亲人的认识在陈独秀的思想里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陈松年临出发之际，收到了父亲的家书，家书里，他特地叮嘱儿子道：“在宜昌换船时，我必登岸接你们。你们有船便行，千万不必在宜昌候我……到重庆下船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省此小费……”

言语之中，满是关切。

陈独秀客死之地

读完信以后，陈松年心中非常的难过，他知道父亲的性格，从前的他绝不会写出如此温馨的言语，但是现在的字里行间，陈松年都能感受到其间流露出的父爱。

看着手中的信，陈松年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父亲变了。

来到江津后，再一次见到父亲，陈松年漂泊的心又一次感受到了一丝温暖。而陈独秀也终于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在这座小城中，他有母亲、妻子、儿子和孙子，这种生活是陈独秀这一生都不曾享受过的。

陈松年的祖母谢氏并非是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过继给了叔父之后，谢氏就成了陈独秀的嗣母。

自从陈独秀1913年离开家乡安庆之后，便投身革命，四处漂泊。谢氏用家族变故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四个子女以及另外两个侄孙，一家八口，艰难度日。

如今，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得以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使得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孙，尽享天伦之乐，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增加了不少生活情趣。

以前的陈独秀对儿女甚少关爱，但是到了晚年却出奇地喜欢热闹，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看到父亲如此，陈松年的心中也涌起了莫名的感慨，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江津陈家人团聚在一起，生活是圆满的，但却也真的艰苦。

如今的陈独秀身体已经年迈，不能再为这个家赚取钱财，养家的重担只能由陈松年一人承担。

而因为陈独秀的特殊身份，陈松年的工作并不好找，为了生计，来到江津后陈松年开始在中学教书。陈松年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对于教书育人也有很大的兴趣，但是这份工作却只有十分微薄的薪水，要养活这一大家人，陈松年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对于陈松年来说，这却也算不了什么，早在前来与父亲团聚前，陈松年就做好了要替哥哥姐姐尽孝的准备，哥哥姐姐们没做的，他要替他们做到。所以，到江津后，为了让父亲安心，平日里，他总叮嘱妻子和子女一定要对继母好。

因为有他的嘱托，他的妻子、孩子都对继母潘兰珍很尊重，妻子和他一样管潘兰珍叫“娘”，而孩子们则管她叫“二奶奶”，看到这般景象，陈独秀当然是高兴不已了。可以说，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在陈松年的孝顺下，过得十分的舒心。

此时的陈独秀虽然已经不再担任党内的任何职务，但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影响力非是寻常人能比。

出狱后的陈独秀拒绝了任何党派的拉拢，再不涉足政坛，只是在江津读书做学问，为抗日呼喊。

在江津，陈独秀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著述《小学识字课本》，自称“除却文章无爱好，依然白发老书生”。离开了革命斗争后的陈独秀，也享受到了人生难得的安宁。

但是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1939年3月22日，在江津仅仅过了一个冬天的母亲谢氏与世长辞。

这是陈独秀第一次着亲人在自己的面前去世，此前长子、次子、发妻、长女去世的时候，自己都身在牢狱中。但是这一次，陈独秀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陈独秀依稀记得自己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为了与旧官僚划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当时谢氏对着他惊惶地哭喊道：“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也要认啊！”

而如今，陈独秀跪在谢氏的遗体前，失声痛哭，老泪纵横，十分令人动容。

继母去世后，陈独秀开始深居简出，潜心做学问，在江津这座小城度过了四年时间之后，陈独秀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1942年5月25日黄昏，已经卧床十余天的陈独秀，将儿子陈松年和妻子潘兰珍等，叫到了床边。

在十几天前陈独秀因误用蚕豆花泡水导致食物中毒，本来身体就不好的他从此就没下过床，此时陈独秀也感到已经是油尽灯枯，日无多了，他强撑着身体，想将自己的身后事安排明白。

来到父亲的床前，陈松年十分的难过，他能感觉出父亲这是要跟他们话别了，他强撑着自己的心情，控制自己的眼泪别流出来。

陈独秀躺在床上，看着儿子憔悴的模样，他心中十分的难受，自己这一生为了革命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但却苦了自己的孩子，如今自己行将就去，未能弥补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看着儿子的脸，恍惚间似乎看到了已经牺牲的延年和乔年。

良久之后，陈独秀将目光看向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女人，也是陪伴他吃苦最多的女人。潘兰珍的年龄和陈松年相当，但是这十几年来，她却始终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哪怕自己穷困潦倒、身处逆境，也从来都是不离不弃。

陈独秀与潘兰珍

陈独秀忧郁地看着潘兰珍，用力地握着她的手，艰难地说道：

“兰珍，我死后，你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记住，自主，自立……”

潘兰珍听到这儿后已经泪如雨下，她抚摸着陈独秀的额头喊了一声“先生！”后，便已泣不成声。

这一天，陈独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到‘抛’字 呵， 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

陈松年知道，父亲这话里的《小学》是他编著的最后一本书《小学识字课本》一书，这本书是他一生文学事业的最后篇章。可惜，这本书还未及出版，他便不行了。

从此之后，陈独秀再也没有清醒过来，身体每况愈下。两天后的5月27日，陈独秀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一代人杰就此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3岁。

看着父亲闭上眼睛，陈松年再也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悲伤，放声痛哭起来。这些年，他亲自送走了大哥、二哥、大姐、母亲、祖母、父亲五位亲人，这对于自幼重视家庭情感的陈松年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折磨。

陈松年不明白，自己想要的只是普通人那样简单的生活，但是却永远也得不到，他只能一次次地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父亲离开后，陈松年的生活瞬间崩塌了一部分，他始终牢牢记着父亲的遗嘱，想要将父亲和祖母带回安庆老家。

但是，那时候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陈松年一家人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更别说是将父亲和祖母的棺椁带回故乡。

最终，在父亲好友邓氏兄弟的资助下，陈松年为父亲置办了棺椁，将他安葬在了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墓碑上是其生前好友欧阳竟吾写的“独秀先生之墓”。

陈松年跪在父亲的墓前，久久不能起身，作为儿子他此时无法兑现自己对于父亲的承诺，这就像心口压了一块儿石头，让陈松年无法呼吸。

父亲去世后，陈松年和妻子努力的维持着家庭的生活，每个月他都会在两个人本就不富裕的收入中单独拿出一部分存放起来，就算是饿肚子，也不会去动这部分钱。

陈松年知道，自己再苦再难，也要将父亲和祖母带回去。

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松年认为回家的时候到了，他恭恭敬敬地在父亲和祖母的墓前磕了几个头，然后将父亲和祖母的棺椁装上船，踏上了回安庆的路。

陈松年（左二）

回到安庆后，陈松年根据母亲高大众生前的嘱托，将父亲和母亲合葬在北郊叶家冲。没有什么仪式，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陈松年最初本想将父亲的墓碑一起带回来，但是由于运输难度便放弃了。

在安庆，陈松年为父亲重新立了墓碑，但却没有写陈独秀的名字，而是刻上了父亲曾经科考使用的名字，陈乾生。而这也使得陈独秀的墓在后来的运动中幸免于难。

这一切都完成后，陈松年跪在父母的墓前，久久不愿起身，他有无数的话要去说，但是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革命家族，如今只剩下他一人，着实令人慨叹！

相比于父亲和哥哥们投身革命，心怀家国，陈松年想的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高尚，他想的只是自己的这一个小家，在世人看来，陈松年或许不如父兄那般伟大耀眼，但是身在乱世，陈松年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此后的每年清明节，陈松年都会带着儿女到墓前祭拜，但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根本不敢让别人知道。

解放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迎来了美好的新生活，但对于陈松年来说，苦难却依旧在继续。因为父亲复杂的身份的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陈松年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的困难。

这些年他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窑场当工人，技师。但是不变的始终是他微薄的收入和家中困苦的生活。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看着家中的条件如此的困难，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帮助家庭摆脱困难。

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这不仅是要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更重要的是，陈松年不想子女后代再吃自己现在的苦。

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和你们父亲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

夫妻两人也是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窦珩光更是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什么能赚钱她就去做什么。但是过度的劳累也早早地拖垮了夫妻两人的身体，没几年，妻子窦珩光便因病去世。

中年丧妻，这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又落到了陈松年的头上。但是陈松年没有任何的抱怨，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坚强起来，他必须咬紧自己的牙关，挺过去。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53年2月,才终于有所改变。

当时毛主席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主席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

陈独秀墓地

在得知陈独秀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而且生活困难甚至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

随后，安庆地方政府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两人的烈士身份,并给陈松年颁发烈士证书。此后，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陈松年也在新中国终于摆脱了艰难的日子。

但是陈松年心中始终有一件事放不下，那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墓。在运动频发的那几年里，为了保护父亲的墓，陈松年一连十几年都没有去祭拜过，如今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父亲的墓前祭拜了。

但是由于墓地多年年久失修，甚至石碑都已经被别人挖去修了路，陈松年在山上寻找了一大圈，却愣是没有找到。最后还是一位老农的帮助下，才找到已经几乎快被冲刷成平地的墓地。

陈松年跪在父母的墓前，心中的悲伤难以言说。在政府的帮助下，特意帮助陈松年重新修缮了坟墓，并且重新立了碑。碑文的内容变成了“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并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而立，也算替其他几个兄弟尽了孝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亲自批示：“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并望报中央。”

很快，安庆市政府先后拨款2万元对陈独秀墓进行了修缮，碑文变成了：“陈独秀之墓”。

这是陈松年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的墓被修缮，从“陈乾年之墓”到如今的“陈独秀之墓”，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这一刻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而这一刻陈松年等了几十年了。

此后的生活里，陈松年没有再离开安庆老家，他就守在父母的身边，只要空闲便会到墓前看看，说上几句话。这让陈松年感到无比的踏实和安稳。

就这样，到了1990年，陈松年也因病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

而陈松年的三女一子，也没有辜负父亲和母亲的培养，四个人中三人完成了大学学业。

长子陈长琦，现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是学校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的带头人，他也是陈家后人中最像祖父陈独秀的。

陈松年长子陈长琦与小女陈长璞

他的长女陈长玮大学毕业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钢铁行业成了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天资聪慧的二女儿陈长玙毕业后，在军工厂做高级工程师

陈松年幼女陈长璞，则是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没有上大学的，她曾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后招工回城，进安庆图书馆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在家族中,陈长璞也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很早以前她就不顾父亲的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成为了研究祖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并且参与了祖父墓地的第五次修缮。

如今的安庆，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模样，这座安徽省的前省城，曾经是开风气之先的沿江重镇，如今只能作为一座三线城市，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

曾经气派的陈家老宅如今早已不见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这个传承百年的家族，在这片土地上似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但那个当初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在黑暗时代面对国人振臂呐喊的青年却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而我们也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